美国保守派的恐惧:白人正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图)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美国保守派的恐惧 | 白人男性正在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权

作者：爱德华·帕米拉（Ed Burmila）

译者：毛萱

法意导言


2019年10月28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网站上刊登了《困境中的国家》（State Under Siege）一文。文章作者爱德华·帕米拉（Ed Burmila）是布拉德利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Mass for Shut-ins的主持人。文章指出，虽然事实和大数据都表明坚定的共和党选民越来越成为少数派，但国家权力与掌握权力人数的多少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掌握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杠杆相关，现代共和党在维持自己的权力上所采取的就是类似的策略。史蒂夫·班农“拆解行政国家”的主张、特朗普政府的措施与约翰· C·卡尔霍恩思想有关联之处，如今联邦层面右翼的倾向，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旨在利用国家权力支持和维护以种族、财富等因素定义的“真正的美国人”的权益。从近期共和党为争取国家权力而采取的措施中，也可以看出白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回归。

民主党内部的许多策略家和激进分子都坚信，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是他们的救星。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共和党选民中的老人和白人越来越多。最伟大的一代（译者注：指在大萧条时代长大，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福克斯新闻迷们不可能一直存活于世，并且大数据也表明，典型的共和党选民坚定地成为少数派也仅是时间问题。

当我发觉这种民间智慧不可思议的作用时，我用一个和（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没什么关系的例子进行了反驳，即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在这个表面民主的国家，只约占人口总数15％的白人，一直把持着权力长达数十年。民主国家中的权力无关人数，而是与掌控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杠杆息息相关。

南非的例子看起来可能很极端，类似于将特朗普形容为希特勒再世。然而，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中，现代共和党都在奉行一种类似的策略以维持自己的权力。自1992年以来，它已经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一次普选。血与土（blood and soil）的白人民族主义政治，曾只局限在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种极端分子以及在枪展外散发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政府的自制小册子的人之中，但如今已成为右翼的新主流。

特朗普领导下的政治视野中，一个重要原则是拆解行政国家——也就是未经选举的官僚们的“深层国家”，这些官僚的阴谋诡计(观点)在每一个环节上都阻碍了我们这位英雄般的总统。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就是围绕着拆解整个行政国家的观点建立了另类右翼。



图为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然而，事实上，至少自里根政府起，拆解政府就一直是右翼的惯用伎俩。为了使（别人）陷入困境、误导和破坏而夺取权力的冲动是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不是通过语言，共和党也通过行动承认, 当保守主义运动提出吸引大部分美国民众的议程之时，对国家行政能力的厌恶是共和党确保其所掌握的权力不受损害而采取的方法。

除了通过限制选举权，利用各州的行政能力来操纵选举结果之外，乔治亚州或其他地方清除选民名单，或佛罗里达州颁布生效的人头税规定又是什么呢？除了利用各州教育委员会，以学校选择为幌子精简课程以及将公共资金交给私人机构之外，还可以如何利用州教育委员会？我们除了将移民和海关执法称为创建、颁布和解释边境政策的统一工具外，还能称其为什么呢？

班农承诺的拆解行政国家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利用这个国家以改变竞争环境和策划缺乏民众普遍支持且以政治结果为目的运动，是特朗普时代的右翼领导人所唯一具备的能力。事实证明，令人厌恶的“深层国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治理工具，它代表了人群中少数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恰好相信只有“深层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如今反多数主义的言论只反映出重新大声说出保守派一贯主张的意愿，即不管他们的相对数量或选举结果为何，以何种种族、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性别定义，一群特定的“真正的美国人”应当（有权）统治。

反国家的华丽言论和利用国家权力的结合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美国政治新闻的所有失败中，愿意重复经过共和党精心修饰但广受批评的主张，即现代保守派倾向于“小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倒退，就其持久性和欺骗性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的领导下，行政国家的规模、成本和范围都在分裂或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关于“小政府”的讨论，往好了说是保守派的一个目标但从未被实现，往坏了说就是支持者们听到的赤裸裸的谎言，是将社会福利的支出重新调整到削减税务和防务上的暗号。

尽管他们的花言巧语与此相反，但在共和党掌控之下，预算和赤字与在分裂或民主党领导下一样在持续增长。竞争并不存在于一个试图扩张国家的派别和另一个试图缩小国家的派别之间，也不是在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之间。恰恰相反，这里的标志性冲突只是涉及一种在新政式自由国家主义和倾向右翼的保守主义之间偏好的变化。

政治学家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准确地将20世纪美国的政治描述为一场辩论，但这场辩论并不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而是围绕着这个国家将采取何种自由主义展开的。然而，在21世纪后自由主义的政治格局中，政治竞争关注的是更强硬、交互性更强、历史意义更重大的问题，即在美国治理的中心牢固确立或自由或保守的国家权力观念。从根源上看，利用联邦政府为外来移民提供社会服务，或利用它将外来移民置于枪口之下是硬币的两面。利用官僚权力进行治理和利用金钱是一样的；利用行政部门的既定渠道发布命令是一样的；把选举胜利转化为有意义的公共政策也是一样的，仅有的差异在于意图和目标上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个庞大的行政国家就像一个塔可钟的菜单——一个关于四种相同的基本因素如何被打乱、组合，并将产生不同结果的问题。

正如另一群政治学家尼古拉斯·F·雅各布斯（Nicholas F. Jacobs）、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与西德尼·M·米尔基斯，在《建立一个保守国家》（Building a Conservative State）一文中所论述的，将保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视为旨在“解构”行政国家是不准确的，正如史蒂夫· 班农曾承诺的那样。相反,美国右翼的主要目标是让国家权力远离人们所不满的地方——例如政府试图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并将这些基本目标转到其观念上，比如国家安全、限制外来移民、执法、以及“秘密地”将行政资源向私有化的方向重新调配。

在里根时代，私有化逐渐成为共和党政治的灵丹妙药，和学术保守主义的尼西亚信条。这是一种信仰，相信被称为自由市场的神秘造物主创造万物，且比政府以往能做到的更好，更有效率。然而，从定义上看，私有化不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它只是指派了一些新的行动者(当然，他们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来履行曾经由政府直接实施的任务。这种伎俩如今仍在两党对“公私伙伴关系”的无尽崇拜之中延续，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行为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以有限的军方承诺来向民众宣传战争，五角大楼与私人公司签订了为其提供有名无实，且昂贵的私人顾问的合同。

同样的，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作为民主党主要政策成就的2003年《医疗保险处方药修正案》（the 2003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amendment），也因削减政府转而支持个人受到吹捧。但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背后,仅仅是给那些私人行业——保险公司和制药厂商的一些文件，仅是将被政府等定义为政策目标的任务交给他们。从对这两个能够揭露本质的国内外例子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家权力既没有被创造也没有被毁灭；它仅仅是被委托给了另一群执行者们。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是恐惧。尽管这种恐惧曾主要指向外部，指向共产主义的风险，以及最近的恐怖主义的风险，但特朗普时代充分激发了一种潜在的恐惧，那些被直接称为真正的美国人的——白人、保守派、基督教徒、枪支狂热者以及几乎所有的男性，恐惧自己将会丧失手中所紧握的政治权利。正如《大西洋月刊》的政治作家亚当·瑟维尔指出的那样，重点是特朗普非但没有让行政国家倒退，反而强硬的重新将它导向残忍的方向。当特朗普的白宫肆意抨击那些弱势群体——变性学生、寻求庇护者、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Title IX，)的申请者时，这样的行为完全加强了那些被削减选举权的白人男性的社会霸权，他们对这些“敌人”的行为(实际上还有他们的存在)极度的愤愤不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式的国家主义将美国保守主义带入到一个完整的循环中，将他的现代目标与坚定的右翼知识分子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重新联系起来。卡尔霍恩古怪而自私的代表制和民主政治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影响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地区。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这个担任过副总统但又辞职重新回到参议院的南卡罗莱纳州人，影响了很多重要的二十一世纪自由权利思想家的思想，如反过来在塑造方向更广泛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极具影响力的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很难说特朗普总统是否深入阅读过卡尔霍恩最著名的，如国家权利宣言般的著作《论政府》（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1851）。但他们在世界观上的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否认的。简单的说，卡尔霍恩的理论是主张多数人的统治践踏少数人的权益。如果觉得这听起来有些熟悉，并且觉得与很多联邦党派文章的主题相类似，你并没有完全错。但是卡尔霍恩的“少数人”并非意指弱者、弱势群体或一个受歧视的种族群体,而是指少数拥有土地、财富的精英阶层，他们因天赋人权而理应行使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

换句话说，卡尔霍恩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民主治理是有缺陷的，因为不配统治的人数量必然多于理应统治的人。当然，卡尔霍恩并没有把这个主张说得那么直白。但是他和他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们所提出的每一个主张，包括州废除联邦法律，法律只有经全国一致同意才能被颁布的奇怪理论以及并存的多数原则，都有保护人数占少数的南方地主、奴隶主精英的权利和利益的单纯目的。

简而言之，卡尔霍恩坚信当议员中民主党人占多数时，共和党机构并不是政府的基础。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是能得出卡尔霍恩和其他南方精英们所想要的既定结果的机构。虽然它可能看似符合逻辑，即国会将成为更合法的机构，但如果国会没有给予南方种植园主们所想要的，乔治亚州的立法机构将会更合法。卡尔霍恩其余的民主思想，目的是以期望的结果逆向论证对奴隶制的合法性。

卡尔霍恩的政治是白人至上、简单明了的政治。在19世纪时，国会没有女性成员，并且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也只是有一小部分非裔美国人代表。但即使是垄断国家政治权利的白人男性，最终也没享有全部的权利。原因很简单，至少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政治中：并不是所有的白人男性精英都有与对他人享有非人性化的所有权存在隐秘联系的经济利益。所有人至少都间接从奴隶制中获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实践奴隶制。所以，当被称为前几十年美国国家崩溃的奴隶制缓和时，卡尔霍恩不得不重新调整他的民主思想，以确保右翼的白人精英男士们都获得权力。



图为：约翰·C·卡尔霍恩

这就是驱使现代保守主义的恐惧——对占多数的白人、“真正的美国人”正在失去统治地位的恐惧。如今，解决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也是相同的，并且这种方法贯穿历史，即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定义谁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并且这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和围绕他开展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卡尔霍恩反应所遗留的影响相结合的地方。特朗普声名狼藉、毫无歉意，他所代表的不是所有美国人，而是“他的”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支持他的那些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似乎都是白人和男性，并且对其他人从他们那里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感到非常非常愤怒。

的确，共和党现在正进入一个可能被人口中的少数派称为政府圈占盛行的时期。在国家立法层面，共和党领导人为了使共和党获得长期的结构性优势，正在政府各部门中重新调整权力政策。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近期赢得选举，导致共和党占多数的各立法机构利用选举之后即将卸任这一段时间，去改变他们州法律中权力与制衡的基础。这种焦土政治在种族隔离统治的后几个阶段很常见，从中通常能够看到（数量）不断缩小的少数派残酷的争夺权力。如果这一派别不能够保证它手里既有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权力必然会被削减，并重新转到一个更可靠的控制机构（手中）。如果共和党人不能保证他们对州长职位的控制，那么这个职位本身必然被剥夺权力——然后让权力与制衡见鬼去吧。

从最根本意义上讲，特朗普“抽干沼泽”的承诺对那些一贯对政府持有负面看法的选民具有内在吸引力。但正如所有现代保守派一样，承诺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影响范围只是做做样子。特朗普的预算也仅是抽干了沼泽的一部分，如教育、劳工和环境保护等自由监管的优先事项，并将国家资源重新转到国防、退伍军人事务和国土安全方面。更多的是转移到了国防上，这是自冷战全盛时期以来华盛顿沼泽最可靠的支流。

然而，除了重新调整预算之外，特朗普还发现行政国家在重新将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给被剥夺权利的少数白人方面有重要价值，他相信这些少数白人因天赋人权而应该享有这些权利。虽然卡尔霍恩的少数白人几乎全部是富有的地主，但特朗普的少数白人是一个极度富有的人和那些对经济焦虑的人的同盟。在缺少一套统一的政策理念和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的情况下，不论其最热心的成员可能以多么强有力坚决的方式反对，同盟因种族因素而被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场欧洲的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运动，被更名成美国。在他们的花言巧语中“我们”和“我们的”这两个词被频繁使用。（但至于）“我们”是谁极少被阐明，因为它是需要相互理解的。还有什么是最富有的美国精英与在哈里斯堡外吃晚餐，被媒体作为采访焦点的家伙之间的共同之处？

自卡尔霍恩时代到我们的时代，白人国家的政治成果在程度和在种类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它主要源自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因此和卡尔霍恩的做法相比，它依赖于一个更明确地少数人取得权利的权威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与其说它根植于国家权力的花言巧语，不如说是基于行政特权的多方面调配。

首先，特朗普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将决策制定转向联邦法院。即使共和党自2017年到2019年间控制了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但除了削减税收(对于占据多数的共和党来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肯定能通过的提案)和废除《平价医保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该法案以失败告终，就像奥巴马时期大部分人投票反对联邦医疗保险）之外，它没有其他能提出的立法议案。相反，能让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并且可以说是解释了建制派愿意容忍特朗普几乎所有做法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委任保守派法官以影响联邦法院。最高法院新的五人保守派团体，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至少以法官职位为标准），看似是准备花25年的时间废除旨在保护劳动者、穷人、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人群以及其他那些不够聪明没能选择富有父母的人的法律及规则。通过最高法院和稍低等级的联邦法院，保守派如今能够长期掌握权力，以制定出他们通过民主程序所不能通过的政策。（至少是不能，除非以将在投票上面临惩罚的方式）

如果你年纪足够大，还记得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当“激进法官”成为右翼选择的代名词，这种从法官向立法的转变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激进主义总是受到旁观者的关注，一个被剥夺了长期多数主义统治道路的少数派运动，将急切地求助于任何它所能找到的，与通常民主的治理方式没有关系的国家权力杠杆。这就是为什么说利用法院颁布、执行和保护右翼行使国家权力是现代保守主义策略的关键。国会的共和党人没有花六年时间来阻挠奥巴马向联邦司法系统提名人选，他们只是现在才填补这些职位。

特朗普还接受了现代右翼长期以来通过代表、通过外包、缔约和私有化来管理联邦政府机构的模式。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种通过传统的甜心契约和良好的公私关系战略性的赋予右翼资助者以权力，制造出一种削减国家权力的错觉，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将接力棒从一群人交到另一群人手中。另一种无处不在的削减权力的方式是将决策权下方至各州——大部分州或部分或完全由共和党人控制——从而安抚老派的保守知识分子和刀耕火种的右翼劳动者。(这一策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特朗普政府对民主党控制的州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近期阻止了加州对汽车制造商实施更严格的排放规定)

总的来说，保守派运动倾向于将各州作为一种便利工具，以推行一些生硬的政策举措，否则这些举措可能无法经受住批评和小范围的民主审查。与其排除公共教育，为什么不给予各州一大笔补贴并让其他人来实施呢？州长或各州立法机构或两者都非常乐意将福克斯新闻评论区里的那些最疯狂的梦想，变成国家政策。这也是一个老掉牙的把戏，最近又再次被用来暗中破坏《平价医保法案》对医疗补助扩展的规定。

然而，并非所有这些暗中破坏的指令都外包给各州。在很多情况下，特朗普积极利用州一级的举措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行政权，进而扩大当今右翼的政策统治。州一级层面上，暗中破坏联邦的人口普查或右翼痴迷于将“欺诈行为”作为控制选民的一种谎言。与此同时，（这些行为）在联邦层面还获得来自于特朗普的大力推动。关于选举舞弊的总统委员会可能已经陷入一片火海，但是很多州的立法机构和州长已经做了比特朗普的委员会更大的努力，以期望能够净化选民队伍和尽可能将投票限制在那些行动不便、年老的白人上。人口普查，再加上明确地通过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残酷的打压外来移民，几乎必然是会得到一个不准确的数据，而这一数据不能代表农村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州——因此，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数和各州立法机构、选举人团和其他地方权力的分配，都被牢牢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结合这些其他倾向，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联邦层面的右翼政变，这是一张典型的独裁统治的名片：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被分散到国家安全，这个在语言上坚不可摧的理想中。公共生活领域中以强制力为驱动，多年来一直抵制民主问责制的基本规范的那些提议——例如执法的军事化和对地方警察缺少有效的监督——在特朗普的热情支持下被加速。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延续了早期政府设立的政策，但移民执法（还是）得到了快速升级。对作为特朗普的基础的真正的美国人而言，移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些人认为外来移民——至少是那群非白色人种以及跨越国境，从被总统贬低为“粪坑国家”的地方来的人——对他们的身份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右翼的伪民粹主义总是将仇外心理作为最成功的成果之一，这个问题能够在其他一切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在右翼分子中引发热烈的欢呼。

最终，特朗普利用他的总统任期以支持他的支持者们的观点，即无论他们人数和选举结果，他们享有统治国家的固有权利。特朗普采取的每一项行政措施都在寻求利用国家权力，去感谢那些重要的、保守的少数派：搬迁以色列大使馆(末世保守派的基督徒)，推动与中国贸易战的深入(铁锈地带的白人的经济灾难)，获得“校园言论自由”(右翼对行业和媒体的不满)，无意义地抨击变性人群(文化保守派们),与伊朗的争吵(新保守主义的战争鹰派,所依赖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并且总是一直有针对外来移民的新政策(见上文)。

无论是在推特上，还是在被伪装成竞选活动的新优等人群的集会中，这种方式同样也是他华丽言论的核心。在那里，甚至都不再以“总统”的行为作伪装，他告诉真正的美国人他想要听到的：媒体是敌人；移民们要来强奸你的女儿；没有产生你想要的结果的选举是虚假和非法的；一切都是阴谋；你的生活正在被攻击；你们是美国，其他人都不是。

白人对政策的不满，正在再次引发人们对关于民主制度的伪科学理论的兴趣，以帮助那些保守派逐渐认识到，他们不再是人口中的多数群体。他们将对此作出反应，利用国家权力——法院、选举出的议员、州政府——积极地重新定义谁是而谁不是。

民主党和主流媒体机构多年来一直在煽动这种逻辑，沉迷于奉承那群“真正的美国人”和一类“工人阶级”，这类工人阶级似乎总是一个戴着卡车司机帽子的白人男性，从不是一位有两个孩子且从事服务行业或开uber的拉丁裔母亲。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认为他们更重要，因为几十年来，每个人都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有多重要、多可靠、多真实。

但很少有政治手段能够如此果断和明确地加强这种信息，利用税法从民主党城市据点的居民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以及去除那些投票支持为无证移民提供“避难所”的政府的税基。再加上，总统公开管理只能代表和奖励那些对他显示忠诚的人，而这远远超出了国家治理中去惩罚那些不忠诚的人的正常范围。

人们不需要太费力地就能发现，这些措施中存在国家种族隔离但不受惩罚的现象。如果一个坚定的少数派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控制民主机构，以使自己掌控权力，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即使除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南非的悲惨情形外，还有大量关于少数派的例子，这些少数派别因种族、族裔、财富、宗教或任何其他与文化相关的决定性因素而被界定。并且伴随着全球化贸易、财政紧缩和货币交换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持续崩溃，这群人（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

不久前，在美国政治中，除了白人精英外，其他人都不得参与整个建立和延续国家权力的过程。那么，我们从共和党人近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也许是某种意义的回归——毫无疑问，这种回归带有约翰·C·卡尔霍恩的倔强的影子，即无论他现在身处在何种地狱之中，都在对我们微笑。

文章来源： 

Ed Burmila, State Under Siege,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28, 2019.

网络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mp/article/155273/state-siege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