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半个莫斯科市场的中国倒爷们，还好吗?(图)

受经济危机和卢布贬值的影响，俄罗斯人的消费能力降低，对俄民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随着在线购物的兴起，倒爷式的原始生意也逐渐落伍，雅宝路不再辉煌。

倒爷的传奇故事已成为过去，转型将成为在俄华商接下来的选择。

先坐9个多小时的飞机从莫斯科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坐约3个小时大巴抵达中俄边境的绥芬河——随着俄罗斯疫情恶化，在俄华人纷纷取道远东回国。

3月27日至4月21日24时，经绥芬河口岸入境2497人，截至4月21日24时，黑龙江卫健委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84例。绥芬河这个边境小城成了防疫前线。目前，绥芬河入境口岸已关闭，绥芬河市进入封闭式管理。

为何有这么多华人经绥芬河归国？

中俄接壤，4300公里边境线上，共开放了22个口岸城市，绥芬河是其中之一。俄罗斯境内大概有16万中国人，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约1万人，个体华商约5-6万人，留学生2.7万人。个体华商构成了在俄华人的主体。

疫情期间归国的大多是在俄个体华商，他们有的做仿真花生意，有的做渔具生意，有的做服装生意……莫斯科的几大市场是他们的栖息之所。

在“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19年，中俄贸易额扩大3.4%，达1107亿美元”的国家数据之下，是中俄民间贸易的多繁。在最鼎盛时期，莫斯科300个市场中，除食品市场外，每个市场一半以上的商品都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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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绥芬河街上有一奇景：当地人开着拖拉机当出租车使。[2]造成这一奇景的原因是：绥芬河将正式开放的消息传出，嗅到商机的人们涌入绥芬河，做起了边贸生意。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的小镇，尚未做好硬件准备，便匆匆上阵。

在同一时间段开放的还有黑河、满洲里等边境口岸，当时的满洲里，原本仅三四万人口，涌进了20多万外地人。他们拿着旅游签证，就能往返俄罗斯做一趟生意。个体华商在此时开始活跃。

地理距离的接近，使得两国边境小城之间交往笃密。

绥芬河每日都有开往俄罗斯的大巴，如今往返于中俄的客运班车每天30班，货车每天140辆。如果问绥芬河的居民怎么购买俄罗斯产品，他们的答案是：坐客车直接去俄罗斯拎回来。2018年，绥芬河进出境旅客量过百万。

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直线距离仅750米，被称为“中俄双子城”。来黑河做生意的俄罗斯人说，这两座城手机信号完全覆盖，连国际漫游都不用办。

满洲里则允许俄罗斯自驾车辆进出，俄罗斯牌照的小车和旅游大巴随处可见。2008年，平均每天出入黑河口岸的俄罗斯游客达3000多人次，最多时达6500多人次。

俄罗斯商人常过境来“入货”，然后回国倒卖，他们被称为“骆驼队”或“俄罗斯倒爷”。还有一部分俄罗斯人则干脆到中国来开店做生意。

俄罗斯人还钟爱过境游。2014年卢布贬值之前，居于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习惯于过境来购物、娱乐，俄罗斯牌照的小汽车和旅游大巴随处可见。对他们而言，这比去本国其他城市更方便。绥芬河、黑河、满洲里都是他们的选择。

在这三座小镇，俄文标牌出现在街头巷尾，也出现在宾馆、餐馆、购物中心里。为了与俄国人做生意，有些老板为自己取了俄语绰号。他们还会特别照顾俄罗斯人的需求，譬如售卖超大号的鞋、女士内衣等。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人很喜欢过境来办生日派对。有“北方深圳”之称的满洲里往往是第一选择，不仅物价合宜，满洲里的俄式风格建筑与亮化工程令他们有种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开完派对还可以购物。2013年，到满洲里的俄籍游客超50万人次。

对俄旅游业一度成为上述边境三口岸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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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俄民间贸易，必定绕不过的角色是“中国倒爷”。

“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牟其中的故事与赴俄留学生传播的“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的财富观念，激发着人们纷纷远行去淘金，而国内正赶上“下海潮”。

1995年香港拍了一部电影——《中俄列车大劫案》，讲的是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因执法真空而发生的劫案。其中有些细节符合当时的事实。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这趟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是当时倒爷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也决定了，当时以北京倒爷帮为主。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上车，包括皮夹克、羽绒服、旅游鞋、化妆品和以大大泡泡糖为代表的儿童食品。因限重38公斤，他们就把羽绒服一件一件地穿在身上或找人捎带。[3]

进入俄罗斯境内后，每停一站，站台上就会挤满了来换货的俄罗斯人。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某位倒爷把身上穿的一身运动服都换给了俄罗斯人。这是真有其事。苏联解体后，政府采取“休克疗法”，俄轻工业产品紧缺，两国产品的互补性，导致了这种奇幻贸易现象的产生。生意最好的时候，曾有倒爷买断一列车厢，17个包厢都塞满货物，只留一个铺位睡觉。[3]

倒爷是最早蹚出中俄民间贸易路线的人，在他们的催化下，两国民间贸易进入黄金期。



国际列车不仅将倒爷带往俄罗斯，也将俄罗斯人带往北京。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当时有名的北京“浙江村”内，开始出现俄罗斯人的身影。他们来是为了收购皮夹克。当时每天来“浙江村”的“老俄”估计有50到100人，大包扛在肩上，手里提着啤酒，用计算器代替语言。俄罗斯人对货的要求是：号大，保暖，便宜。[4]

这部分订单掀起了“浙江村”的外贸高潮，加工户们一连三四天不睡觉地赶单。[4]温州人由此介入对俄贸易。

北京雅宝路也成为俄商的聚集点。雅宝路最红火时，每年资金流水额达300亿元人民币，销量最好的商品是假发、皮大衣、毛巾和床上用品。一位在雅宝路拉了20年三轮车的师傅说，有一回他见一个俄罗斯女人，在路边摊订购了10万双拖鞋。[5]

中俄民间贸易多以此种形式交织进行。后来，一些倒爷开始直接进入俄罗斯做生意，租个货箱，在莫斯科的大市场里定下来。积累够资本的，便开始成立贸易公司、物流公司，这些公司多设在满洲里、绥芬河、黑河等边境小镇。

这便是在俄个体华商主体的由来。他们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福建或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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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由绥芬河入境的在俄个体华商，多来自莫斯科萨达沃和柳布利诺两大市场。他们多从事小商品批发生意，萨达沃有200多个摊位，华商上千人，柳布利诺市场则有华商约1万人。

大市场是在俄个体华商生存的载体。

集市贸易是苏联留下的传统，苏联解体后，依旧保留了这种模式，被称为大市场。经济转型期俄罗斯对轻工业产品的极大需求，吸引了周边众多国家的商人前往淘金，华商是其中较大的一个群体。而早期的俄罗斯大市场，管理混乱，不问国籍、货物来路，只要交钱就可以摆摊经营，也为这些商人开了绿灯。大市场最红火的时候，贸易额甚至超过正规商场。

2009年，俄罗斯开始整顿大市场，关停了华商在莫斯科最大的集装箱市场“一只蚂蚁”，曾引起华商骚动。这一市场最多曾容纳过近6万华人。他们不仅摆摊做生意，还包揽了修鞋、理发、租车、汇款、运货等一条龙服务。此次个体华商取道远东回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市场已于三月底关闭，他们不知何去何从。

与早期倒爷的轰轰烈烈相比，这部分华商的生活是枯燥、艰苦的，早4点到下午4点，每天12个小时都在市场中看摊。渔具、仿真花、运动鞋、羽绒服……这些单价低廉的中国小商品由他们之手进入俄罗斯人的生活。他们自己却因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等原因未能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仅于华人圈子内活动，消息闭塞不通。这也是俄罗斯疫情恶化后，华商急于回国的原因。

还有一部分华商并不依存于大市场，他们是私营业主，在俄罗斯种地。

前几年曾兴起“中国人买下俄罗斯”的论调，便是因为这群华商。俄罗斯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黑土带，可惜没人种。于是俄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向中国人出租土地，2012年时，极力推广这个项目，友情价每亩每年租金仅2元，租期49年，后来涨到5元。

于是许多华商纷然而至，一租就是几十万亩。他们把温室大棚技术带到俄罗斯，在那里种大豆，80%销往俄罗斯，20%返销国内，弥补国内的大豆缺口；种蔬菜，1.5元/斤的平菇，在俄罗斯能卖20块。每个农场最少雇佣三四十名中国员工，增加了就业。

除了依托于大市场的个体华商，这部分在俄华商也不容忽视。他们有着资本基础，开始涉足农场经营、食品加工、服装工厂、建筑业等行业，雇佣了大量华人。

受经济危机和卢布贬值的影响，俄罗斯人的消费能力降低，对俄民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随着在线购物的兴起，倒爷式的原始生意也逐渐落伍，雅宝路不再辉煌。

倒爷的传奇故事已成为过去，转型将成为在俄华商接下来的选择。而疫情的延续，将带来中俄民贸史上的一个小低潮。

参考资料：

[1].《旅俄华人研究》，作者：赵俊亚，2007。

[2].《中俄倒爷讲述30年发家史》，作者：苑听雷、孙娟、燕玺、刘岩，《世界新闻报》，2009-01-09。

[3].《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作者: 于涛，2016-3。

[4].《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作者: 项飚，2018-3。

[5].《北京“俄罗斯城”告别辉煌年代国际倒爷转战“线上”》，作者：张馨元、谢戎彬、李亚龙、柳玉鹏，环球时报，2017-07-13。

[6].《莫斯科华商——一个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行动》，作者：于涛，2013年。

[7].《中国鼓励商人去俄罗斯租地种粮，一公顷土地年租金不到10块》，作者：余瀛波，法制日报，2015-02-27。

[8].《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女性边贸人》，作者：娜姆萨拉伊娃，译者：陈红，2018-03-29。

[9].《在俄华商，离开大市场的日子》，作者：丁飞，环球时报，201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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