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残酷真相:酗酒,嗑药,自杀 自信的脆弱天才(图)

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常春藤盟校有着崇高的地位，无数人挤破头也想走进去一窥究竟。但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常春藤待了24年之后，毅然决然地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了这所世界名校。

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现在的美国精英教育系统只是标榜自己的“独特”，本质上已经“趋同”，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社会输送“优秀的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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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敏感地感知到，当前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些层层选拔进入大学的孩子们，面对前方一些不太清楚的目标：地位、财富，往上爬，认定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成功”。

这些看上去花团锦簇的常春藤盟校背后，实际上已经沦为了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攀比地。

孩子们被打造地自信完美，内里却充斥着焦虑、失落、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因此，酗酒、嗑药、自杀，越来越多地成为高校学子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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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普】上位史：

贵族绅士制造机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当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中，只有少部分是绅士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

而随着工业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最早的 WASP 精英阶层（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简称），原义是指美国的新教上流社会，即殖民时代来自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意识到，要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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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此时机，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了吸引新贵，常春藤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家庭的子女在教育上享有绝无仅有的特权，子女从私立中学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升入常春藤盟校，学习上流社会的习俗、礼仪、举止。

同时，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互相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

也就是说，美国名校一直以来都在为主流阶级服务，是贵族孩子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而籍籍无名的普通大众，统统不在考虑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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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成为了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耶鲁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于是，美国的精英大学逐渐从原有的贵族制中剥离出来，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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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大家看来，在一些学校领导人的努力之下，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让普通人有机会进入藤校，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

举例来看，常春藤大学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展现“服务”精神、“领导者”气质，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显然是按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

这些条条框框的要求往往无法阻挡家境优越的富家子弟，而那些被踢出局、以维护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的学生们，大多都是普通人。



名校光环，

精英家庭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如果把大学看作是市场，学生看作消费者，那么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以及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就成为了大学维护自己“价值”的必备手段。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前赴后继的申请者以及逐年走低的名校录取率，让这些学校的地位变得越加高不可攀。

由于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加剧，阶级跨越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名校被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且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种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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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 而所谓“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包括：学习成绩、艺术特长、课外活动、个人领导力等等。

当一所名校考察的方向越多，意味着学生们需要学习和准备的方向也就越多。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发现，富裕家庭的父母会花大量时间陪子女读书，并完全按照日程安排子女跳芭蕾、踢足球、学编程、参加课外项目等等活动。要是遇上多子女的富裕家庭，光是处理孩子们上下学的接送，就是一项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作业。

要知道，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完全免费的，但在美国的高中，没有一个学校或者老师会给学生提供 SAT 或 ACT 的考试辅导，于是，辅导班成了考试必备。但孩子周末报个补习班，随随便便都要花上几万块，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支付得起，因此他们的 SAT 成绩也会相对更具有优势。



美国中产阶层的小孩课外活动被被各种体育运动所占据

他们的父母希望借此培养小孩的

意志力、领导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在《应对学校》这本书里，一位名叫夏娃的女士 GPA 3.97分，在11年级的时候，她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时再修7门。

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的工作。”



酗酒、嗑药、自杀

“自信”的“脆弱”天才

对于这些富家子弟来说，他们在录取筛选时占据更大的优势，但为了挤进名校，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十足的努力。

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有意不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痛苦挣扎。

有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的学生心理障碍的普遍性是公立学校同龄人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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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家长往往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把问题归咎于孩子的不成熟。

失去父母理解的孩子，为了缓解抑郁症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会选择极端的方式以进行自我调节，比如酗酒和嗑药。

根据美国政府官方戒毒网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1年之间，因为酒精和毒品被逮捕的常春藤学生数量不容小觑。



8所藤校每1000个学生因毒品/酒精而被逮捕率

孩子们就像是被抽动的陀螺，被动地按照预定的轨迹旋转。

《哈佛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大家为了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只能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牺牲自我的空间、牺牲建立真正感情的机会，在塑造“成功”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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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虎妈战歌》里写的那样：“事实上，我并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那为什么我的女儿可以享受？”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

这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父母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自信、完美的光鲜履历背后，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所以当他们面临一次“失手”的时候，往往难以接受，包括学业上任何可能出现的微小挫折，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巨大的打击。

Ryan Macasero 是一位24岁的菲律宾裔美国人，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主修国际研究和政治学。他天赋聪颖，但抑郁症严重影响了他的学校表现，他越来越感到吃力，无法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有些人认为他是懒惰或不聪明，他也开始怀疑自己，而这样的认知更让他倍感痛苦：“有时候，我也开始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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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超完美合格品

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利·R·路易斯说：“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本质。”

精英高校并没有兴趣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教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甚至是教授。因为栽培这种类型的人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养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想主义，这是一种教育理想的缺失。

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图片来源自短片《抑郁症的生活》

除了教育理想的缺失，高校的职业指导办公室服务范围的极度局限也令人失望。四大明星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垄断了职业指导办公室的资源。

而部分高校的商业运作模式十分露骨，把学生的信息作为商品卖给最高的投资者，比如斯坦福大学为支付了一万美金的公司提供人才信息的特殊渠道，而这种做法恐怕不仅限于斯坦福大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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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谢维奇教授对于美国精英教育系统的批判和反思并不是为了全然否认他们的教学价值，事实上藤校确实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量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进入常春藤学校的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缺少对不同经济阶层的兼顾，最重要的是，忽视了不同学生的心理需求。

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了高智商、有成就的“精英”，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就像是流水线上门门达标的标准产品，按部就班地成长和生活，然而不可避免地缺乏对新生活的想象力，缺乏勇气和自由创造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或许许多在常春藤高校中曾痛苦和迷茫的孩子都曾奢望：“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期望的阴影之下。”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