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大打疫情口水战，但两国医生默默联合抗疫

美国和中国正互相指责，为新冠病毒的起源争执不休，并抨击对方的疫情应对情况。

在这一争执的背后，两国数以百计的医生和科学家一直在通过在线平台举行虚拟会议，交流如何以最佳方式治疗患者和获得必要物资。

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院长George Daley称：“对抗共同公共卫生威胁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为全世界谋求福祉方面，医学和科技的力量要超越政治。”Daley从2月起一直与中国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委员会的负责人密切合作。

两国医生和科学家的合作已经扩展到潜在新冠药物的临床试验方面，而且启动了长期项目，例如哈佛医学院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Guangzhou Institute for Respiratory Health)价值1.15亿美元的新五年合作。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由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资助。

但这多数都是在一线执业医生之间进行。最近，相关经验主要由疫情似乎已得到控制的中国流向美国，美国的医生正苦于应对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迅速增加的局面。

上个月，传染病专家Annie Antar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实验室因新冠疫情被关闭后，她请同事Dai Weiwei为该院的医生和中国医疗界人士进行连线，请教实地经验。

两天内，逾80位美国医生通过视频与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以及从武汉拨入的约10位医生连线。

几周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曾派出约170名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接管了武汉一家新冠患者定点医院的一个临时重症监护室和一个现有病区。武汉是新冠疫情最初的中心。

在用英语举行的一小时会议中，Antar和其他美国医生向中国同行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涉及众多话题，包括该病的临床病程、受感染孕妇的治疗及医护人员如何防止感染。

Antar随后说：“我很想和那些亲眼目睹了许多病例的人交流。”她还称，随着这种人类了解甚少的危险病毒席卷全球，哪种疗法有效，哪种无效，对这方面临床经验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目前不止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紧张（特点是相互指责和中伤），两国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随着美国当局加强对北京方面支持敏感课题研究情况的审查，尤其是科学领域的研究，美国的高校在接待中国学者方面变得更加犹豫不决，签证变得越来越难获得。

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已令上述一些问题被搁置一旁，至少在医学领域是这样的。

中国知名流行病学家钟南山是这一跨太平洋合作的关键人物之一。

1月底，在武汉的新冠疫情开始加剧的时候，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通过房地产大亨许家印联系上了哈佛大学。这位亿万富翁麾下的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 3333.HK, 简称：中国恒大)资助了该校的几个项目，包括一个免疫疾病中心。



哈佛医学院院长George Daley 图片来源：JOHN SOARES FO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哈佛医学院院长Daley回忆说，该校很快就组建了一支由十几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来自病毒学、疫苗开发、流行病学和临床管理等领域。

Daley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当时每个人都急于提供帮助。” Daley称：“那个时候尽管存在一些担忧，但大家并未担心它会成为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我的同事们起初是想向我们的中国同行提供支持和帮助。”

Daley回忆说，在2月4日这两支团队举行首次视频会议期间，钟南山曾在疾病诊断、疾病病理学以及调整抗病毒药物用途的策略等方面寻求帮助。现在，两个月过去了，钟南山已在与美国医学界分享他的经验。

钟南山1月中旬去武汉进行了调研，随后在1月20日宣布新冠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标志着世界对这种病原体的认识出现了转折点。

Daley说道：“中国是这场危机的早期震中。这也意味着中国对这种病毒拥有最前沿的临床和科学认知，对这种疾病有最深刻的了解。”

钟南山未回应《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提问。中国恒大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研发疫苗应该是抗击新冠病毒的核心工作，鉴于中国恒大与哈佛大学之间关系深厚，使得该校成为美国科研人员与中国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的自然选择。

坦普尔大学医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肺病中心主任Gerard Criner已在费城接治了数百名新冠患者，他在百忙之中参加了3月26日与钟南山举行的网络研讨会，而忙碌的Criner在登录会议之前甚至没有时间脱下防护服。

Criner在过去十年间一直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School)的一位钟南山的同事合作，他将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归功于他所在的医院为这种病原体所做的准备工作。

Criner称：“我们利用了在中国有认识的人这一有利条件，他们非常坦率，从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做好准备，力度要大’。” Criner还称：“我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其中一些最强大的人脉是通过在美国工作的美籍华裔从业者建立的。美国华人医师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hysicians)会长徐如良说：“我们知道这种流行病迟早会在这里暴发，因为我们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该协会的700多名成员主要集中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三州地区，这些地区是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当疫情最初在武汉暴发时，徐如良曾帮助向中国运送医疗物资。目前，该协会正将中国制造的口罩运往美国。

纽约肿瘤学家、美国华人医师会董事会成员Elisa Wu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紧张。”Wu说：“但从我们医生的立场来看，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政治议程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