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在北京：我正在被隔离(图)
从周末开始，所有从境外进入北京的旅行者都要被强制隔离14天。美国人甘杰克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自己日前到达北京后的所见所闻和被隔离的经历。
作为一个目睹了中美两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美国人，您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复制中国的做法吗？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March 18, 2020
答：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方都经过萨斯（SARS）危机。历史记忆推动社会意愿去配合政治意愿和政治需求。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实施这样的预防措施还没有达成共识。https://t.co/jEYoRbDSon
德国之声：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机场入境的整个经历吗？
甘杰克：首先，可能我在那个时间到达比较幸运，在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我都没有看到任何混乱的情况，例如有人被拉上移动病床之类。
不过，还是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困惑。总体上说，中国政府在引导人流和建立整个流程方面做得很好，乘客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前行，但是缺乏很好的现场解释。
有些事情不言自明。办理海关手续时，唯一和平常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是，当你前往行李区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大的变化。只有你乘坐的航班的行李到达之后，才允许你进入行李区。但是，没有任何人跟你解释，甚至连中文标识也没有。因此，我只好坐在靠近管理人员的地方，以便能听见他们的话。
我看到一群中国年轻人向执勤人员打听，想要弄清状况。也就是说，即便你会说中文，或者是中国人，也会对此感到困惑。
德国之声：您认为整个过程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涌入北京的人数增多，还是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甘杰克：我想可能两者都有。机场入境的流程比去展览中心的流程更为顺畅，是因为机场工作人员熟能生巧。但是，从提取行李开始到坐车前往展览中心的过程中，你能明显地看到准备工作的不足。
我不想责怪任何现场工作人员。他们不得不和沮丧而又疲倦的旅客们打交道，忍受他们的各种怨气。我认为，至少在我经历的那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做得非常专业。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现场沟通和解释。不仅对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如此，对会说中文的人也如此。其次，我认为你的分析是对的，另外的原因在于，由于其他国家的疫情进展，昨天回中国的人数激增。
对这个推动因素的解释是： "好吧，我们认为你可能也知道，其他国家在保护人民和防治新冠疫情方面做得不好。"这成为一个推动因素，让很多人临时决定回到中国。一周以前，他们可能都没有这样打算。因此，这就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德国之声：除了按照规定在酒店隔离两周，还要求你们做了什么吗？
甘杰克：离开机场以后，我们被送往会议中心或展览中心。一辆大卡车用来装运我们的行李，和我们一起前行。前后各有一辆车，感觉就像被警察押送一样。行经普通的北京街道，到达展览中心。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把我们运送到各自的酒店，进行自我隔离。
我看到大街上的情况非常好。它当然不像正常的时候那么热闹，但是比几周前我的朋友发给我看到的情况好多了。没错，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北京正在恢复正常生活。
就监控而言，我们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两次自报体温，一次是在上午9点，一次是在下午4点。他们给每人一个温度计和一个需要填写的表格。我们需要自行报告身体健康的任何异常情况，包括可能出现的任何症状或感觉上的任何显著变化。
我与其他人之间唯一真正的互动，就是服务员把东西放在我的房间门口。我们可以通过客房服务订餐。我们得到酒店供应的早餐，房费里面已经包含。此外，你可以订购房间递送，而且有10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可供选择。
快递员把食物送到酒店大堂，穿着防护服的服务员再把它们送到你的房间。这个效率很高。我基本上都宅在房间里。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确保住客不出门。
德国之声：作为一个目睹了中美两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美国人，您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复制中国的做法吗？
甘杰克：要复制中国的做法，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政治意愿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社会意愿才能实施。
我认为我们也有能力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买账，以及我们是否愿意为此付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代价。这样做并不需要特定的政治制度。韩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也有很强的政治意愿那样做。台湾也是这样。如你所知，香港和新加坡也大体如此。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方都经过萨斯（SARS）危机。历史记忆推动社会意愿去配合政治意愿和政治需求。
我必须要承受的牺牲，也就是在一家不错的酒店里待了14天而已。我可以远程工作，可以订购任何所需，而且都已经送达。我认为，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实施这样的预防措施还没有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