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是医学生” ,偷偷上了一线

南方周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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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7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进行出征前的医学生誓言宣誓。 (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12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韦彦的导师将学生们形容为下一代“吹哨人”。他们已经对危险有了敏感,开始试图向周围人发声;但同时因为他们还没成为正式的医生,意见往往更易被轻视。

  韦彦去县城医院前写了一封遗书,放在书桌的抽屉里。

  复旦大学医学院第一天上网课吸引了超过6万人在线围观,讲课的人是张文宏。这场疫情中,“张爸”表现出的专业性和责任感,勾勒出许多医学生对自己未来的画像。

  凌晨一点,韦彦脱下防护服,下了夜班。2020年2月最后一天,冬去春来的南国深夜,闷了十来个小时的防护服在滴水。韦彦疲惫到极点,蹲在医院门外街边点上了烟。

  韦彦有些鼻酸,觉得要冷静一下。刚才是一位和自己奶奶差不多年纪的孤寡老人,发热了几天,独自来到医院。当韦彦告知老人感染新冠病毒时,老人在病床上伸出一只手,示意要推开韦彦,然后别过头去,一言不发。

  韦彦度过了一个格外漫长的2月,但闰年闰月,其实只是多出一天。“但愿多出这一天,能让他们(新冠肺炎患者)有多一点时间战胜病毒,活下来。”

  韦彦像是一夜长大。他其实还不是医生,是广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今年是韦彦当实习医生的最后一年。不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刚回到家乡、广西某县县城过年的韦彦主动赶来县人民医院,请求院长让他做点事。

  “想做点事”的医学生很多。当中有人刚刚成为医院的规培医生,亲历了2020年开年这场大疫情,甚至主动请缨支援湖北一线;有人陪伴近亲好友,度过了一段被病痛折磨的艰难日子;有人开视频直播科普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有的人虽然远在异国,仍多方奔走,募集医疗物资捐回国内……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2018年,全国有305万名高校在校医学生。

  “搬”进医院值班室

  1月21日,武昌火车站,前一夜钟南山在央视上发出的警报还没能惊醒这里归心似箭的人们。实习医生刘方看着周围的旅客没几个戴口罩,忧心忡忡。

  刘方刚结束了在武汉协和医院的实习,按计划回云南老家过年。实习生们并不确切知道正在疯狂扩散的疫情,但医院已经实际上对他们发出警报,不让他们留在医院。

  刘方离开了“疫区”,前方医院的微信群里却不断传来噩耗。一方面是确诊病例数不断增长,疫情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成为密切接触者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被感染。

  没几天,刘方自己也“中招”了。导师通知他,他曾经接触过的一位病人,出现了反复发热的症状,已经列为疑似病例。

  刘方慌了。当即赶往所在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肺部CT。拿到结果时,他长舒一口气“,躲过一劫”。

  韦彦当然也知道医院发出的警报,但对医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得一遇的见习机会。

  韦彦的家乡是个贫困县,县人民医院就是县里唯一的定点医疗救治机构。

  经不住他再三申请,加上县城医院人手确实严重不足,院长勉强同意韦彦在不涉足急诊、发热门诊的前提下,到住院部以观摩为主开展实习。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医学生中,决定留守医院的不止韦彦一人。已是上海一家医院规培医生的曹玲,一直待在心内科。同样是1月21日开始,医院要求她每次收治病人时,要刻意询问病人的流行病史,以及有无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发烧等。

  但那时,曹玲还“天真地”将新冠肺炎看作一场传染性更强的流感。

  韦彦则说自己“胆子小得多”。他甚至在去县城医院前写了一封遗书,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虽然这也许是我往后的职业生涯常常需要面对的情况,但我也有平凡的恐惧。”他写道。

  正月初五,韦彦就“搬”进了医院值班室。他在病房里收病人、完成病史采集、记录病程,医生忙不过来时,他也帮忙开开医嘱。

  他甚至还帮忙“赶工”防护服。县医院的医疗物资比他想象的还要紧缺,起初,甚至连一套正规的防护服也没有,韦彦又惊又急。

  医生们把一次性治疗巾裹在脑袋上当作防护帽。防护面罩是把文件袋剪开,穿上松紧带做的。甚至拿放射科装CT片子的塑料袋套在脚上,充当防护鞋套。

  就这么一直煎熬到2月3日,才等来了市里的医疗救援队伍和医疗物资。

  “要知道,当时市里确诊2/3的病例都在我们县。”韦彦有些哽咽“,(县)医院里都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了。”

  不在一线的刘方,不敢和在武汉医院一线的朋友们说话,既担心打扰他们的工作,也害怕触碰他们的情绪。每天,刘方都会默默刷一遍他们所有人的朋友圈。

  朋友圈里,他看到最多的却是物资求助消息。

  难吹的“哨”

  尽管自己和舅舅都从医,但韦彦劝说家人做好防护工作仍然费尽口舌。

  他是在1月17日回到县城的。此前,身为医学生的他已对疫情有所耳闻,但县城还是一派喜迎新年的气氛。尤其是菜市场,周边乡镇的人都聚到这儿买卖活禽。

  韦彦一到家,就和舅舅商量着要及时告知亲友做好防护措施。当天下午,母亲就坚持要去菜市场。韦彦劝阻无果,只得陪同。出门前,为了戴口罩的事,母子俩争执了不下十分钟。

  后来才知道,疫情早期,医学生和家人之间这样的争执是常态。

  母亲苦笑称,过年了“戴个猪嘴难看”。最终,她没拗过韦彦,只得戴上一只N95。

  但一到菜市场碰见熟人,母亲又随手摘下口罩和人攀谈起来。韦彦“不识趣”地三番四次打断谈话。一位亲戚盛情邀约韦彦一家“聚一聚”,韦彦一口回绝了。母亲埋怨儿子不懂事,韦彦则和亲戚解释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蔓延,提醒对方注意防护。亲戚脸色沉了下去,“你家这孩子自从学了医,怎么大过年还神神叨叨的。”

  韦彦的导师将学生们形容为下一代“吹哨人”。他们已经对危险有了敏感,开始试图向周围人发声;但同时因为他们还没成为正式的医生,意见往往更易被轻视。

  韦彦到家的1月17日,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薛育也动身回家过年。她的家乡湖北潜江,距离疫情风暴眼武汉130公里,一个半小时车程。

  回家前,薛育专程跑了一趟实习的医院,想拿一些口罩。但当时医院已经开始管控口罩数量。“我跑上跑下转悠了几个科室,没拿到一只口罩。”薛育回忆,“在医院待过的人警觉性相对还是高的。”

  薛育出身医生世家,父母和多位亲戚都从事医疗业。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亲友们对取消聚会、出门戴口罩已经“心照不宣”“,吹哨”阻力要小得多。

  但也有例外,薛育的一个同学,父亲是开救护车的,“见得多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也有医学生为了阻止家庭聚会,掀翻了家里的餐桌。扬子就是这样极端的“搅局者”。几度劝说小姨取消婚宴未果后,扬子在婚宴当天砸了一桌酒,让亲戚们“没敢来”。扬子理解了网上被嬉笑的农村防疫标语——如果不“过度用力”,农村人医学常识薄弱,实在难以对防疫引起重视。

  薛育的同学蓝天则将奶奶关在家看天。有意思的是,奶奶虽然每天和他说,看到哪位熟人出了门路过家,暗示自己能否也出门;一边又对着过往的熟人说:“你就站在这里,我们隔两米说说话就好。”

  自嘲“愤青”的无奈

  在武汉,蓝天最好的朋友笑笑也确诊了。

  确诊的过程太过漫长。正月初一凌晨,蓝天给笑笑发新年祝福。笑笑的回复却是,自己在医院门口排队看病,已经从年三十排到了跨年。

  和武汉大多数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一样,笑笑先是反复发热三天,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到了医院看到的,却是大量发热患者挤在了医院门口。

  医院崩溃了,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排着队,往医院门口一步一步挪去。

  这让蓝天感觉,医疗体系抗打击能力薄弱,应对暴发的疫情,连基本医疗秩序都乱了。

  笑笑居家隔离了十天,一直等核酸检测结果。直到一天,笑笑出现了呼吸困难。

  “虽然我是学医的,也无法冷静。我不能说你在家也很好,那太没有同理心了。”蓝天说,这种无力感用任何语言来表达都显得苍白。

  所幸,笑笑最后还是等到了床位,在“鬼门关”前打了个圈。而医学生蓝天,说自己从焦虑变得愤怒,直至麻木。

  很多医学生喜欢自嘲“愤青”。

  刘方说自己常常刷新闻刷到“气得肝疼”。人们捐赠的物资去向不明,医院没有口罩市面上却在高价卖……都让他失望、愤怒。

  李文亮之死,是疫情中医学生们最痛心的一则新闻。“就是因为他很平凡,因为我以后可能也会成为他。”韦彦如是解释医学生对李文亮之死痛心的原因。

  还有一些医学生分析李文亮生前的诊疗用药记录。“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但如果那些网传记录属实,我们稍微学了点医的都会后脊背发凉失望。”薛育说,“不知是医疗水平问题还是医疗物资不足。”

  “李文亮之死,但愿能让国家和医疗机制,对医疗专业人士提出的意见给予更多关注和包容。待尚未被证实的信息,不能武断定义为虚假信息。”蓝天说。

  穿插在一个多月来对医生的溢美之词中,医学生们久久无法释怀的却是一条伤医新闻后续。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的左手被砍伤还未康复。蓝天看新闻里的视频,看一遍哭一遍。但她却发现“,圈外人”却往往是麻木的。

  不少“圈外人”总能理性地安慰蓝天,医疗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医生待遇改善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

  学医六年,蓝天如今很迷茫。“事情不上热搜大家就不知道,上了热搜也会被下一个热搜冲淡。如果人们已经习惯和麻木,难道只有看到血腥的影像才能受到一点冲击?”

  这样的纠结在学医的日子里反复拉锯,但当被问到若17年之后又有一场瘟疫蔓延,自己会否奋不顾身时,他们几乎都没有一丝犹豫地说“会”。

  他们都背得出希波克拉底誓言。“为救死扶伤而死起码是壮烈的,因医闹而死太憋屈了。”蓝天说。

  从医意愿和录取分数均下降

  17年前SARS时,江苏医生王洵还是医学院大三的学生,那场疫情让她作出了最重要的一次职业选择——呼吸科。17年后,王洵成了江苏援鄂医疗队的骨干,她和她的硕博同学们,几乎都因为新冠疫情而齐聚武汉。

  再一个17年呢?数据显示,无论高校医科录取分数线、医学生从业意愿透露出来的医疗行业前景,都并不令人乐观,背后原因十分复杂。

  医学生从医的意愿在下降。

  2019年3月,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柳叶刀》发布研究报告,称近十年间,中国培养了47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

  不少高校招生办都曾透露,近年来,医学生在各省的录取分数线开始降低,愿意选择医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少。韦彦的导师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医学生的培养成本无疑很高。仅仅从时间上来看,硕博连读加规范化专业培训,国家规定的学制就长达12年,一个医学生往往接近30岁才能真正开启其职业生涯。

  另一方面,《2018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的调查显示,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白皮书认为,中国医师收入与其社会贡献是不相符合的,正高级职称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十万,该数据是综合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平均后的结果,这种收入状况与西方国家动辄数十万美元的年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一所国内一流医科院校的招生办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培养时间长但初期收入水平低,意味着职业回报周期长。这让不少选择医学专业的学生望而却步。家长更担心的是孩子从医职业压力大、医患纠纷、人身安全威胁等问题。

  2018年,被誉为“中国医学圣殿”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试点招收非医本科毕业生。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名校中选拔,借鉴北美的“4+4”医学模式,在国内医学教育方面首开先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认为,愿意报考医学院的本科生,都是在本科阶段经过了充分思考,内心真正热爱医学,“这样对整个社会的照护、对病人的照护才是有保障的”。

  日前,教育部发出研究生扩招令,并明确研究生计划增量重点投向方向。其中,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两门专业名列前茅,而且要求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为主。高校招生办开始想方设法完成扩招计划——毕竟,这两个专业方向都是医学生眼中“最苦最累的”,却又是应对类似疫情中最急需的。

  2020年2月24日,受疫情影响,复旦大学医学院第一天上网课。这天的一堂直播课吸引了超过6万人在线围观,讲课的人是张文宏,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极高美誉度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和网友一样,医学生们也喜欢称呼张文宏为“张爸”。这场疫情中,“张爸”表现出的专业性和责任感,勾勒出许多医学生对自己未来的画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韦彦、蓝天、笑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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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倍可亲 查看原文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20/03/14/6770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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