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在湖北黄冈老家40天 我跟父母关系变好了(组图)

邓安庆母亲站在窗边

青年作家邓安庆是湖北黄冈人。北漂多年，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与父母的价值观越来越远。因为疫情，他工作后第一次与父母相处了40多天。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他终于逐渐体谅了父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他不是个例。像这次这样与父辈朝夕相处的机会，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都是少有的体验。意外的长时间相处，让两代人有了了解对方的机会，只有看到了彼此脸上的表情，互相理解才真正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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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我陪父亲去买药。父亲拿着医生开好的单子，让我进来付钱。他看了一眼价格，大声感慨：“怎么这么贵？我在药房买就没这么贵！”收费的人说：“医院的价格是这样的。”在场的其他人都看了过来。我觉得很尴尬，不想继续说下去。

特殊时期，能顺利买到药已是不容易，十几二十块钱能算什么呢？我不太理解，有些不耐烦。

这是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四十多天来第一次到镇上。从家到镇医院关卡重重。我们先到卫生所开了证明——“患者邓某某，男，69岁，体温36.5℃，某村某垸人。主诉：患者糖尿病史10年，建议到某镇某医院复查。陪伴人其子，邓安庆，男，36岁，体温36.2℃，某村某垸人。”下面是医生的签字、日期和卫生所盖章。我们拿着证明又到隔壁的村委会，村长在下面补写了一句话：“邓安庆非隔离人员。情况属实，请予放行。”然后盖上村委会的章。

开着电动三轮车，载上父亲，我们沿着国道往镇的方向开。1月24日黄冈封城后，我的家乡武穴（属黄冈下辖的县级市）也随之封城，公共交通都停了，前后一辆车都没有。半个小时后，到了镇口，几个人坐在那里，负责检查进入车辆。镇上的主路又一个临时检查站，我再一次拿出证明，他们看了一眼，让我们过去。这才顺利到了镇医院。

五个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我跟父亲先去左手边的一个登记桌那里量体温，没有问题后，父亲进去买药。我冲父亲喊：“你多买一点儿！免得又要再买。”父亲点头，熟门熟路地往里面走。工作人员说：“不是你想多买就能多买的，这个是有固定量的。”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帮父亲买药了。前两次费尽周折，好在这次顺利。我们要买的药是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父亲有10年糖尿病史，每天都要注射这种药物。如果断药过久，会引起高血糖，引发恶心、呕吐、嗜睡、食欲不振等症状。这样的后果，让我们一家人不敢掉以轻心。

但结完账后，拿了药，父亲又问，付了多少钱，我说158元。他点头：“嗯，还好。报销了二十多块钱。”我开动车子后，坐在后车厢的父亲又说：“其实这个药不是顶贵的，医保还能报销。你说是啵？”我点头说是。



父亲拿药途中

父亲强调药不贵的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次我去额济纳，正巧家里电话打了过来，父亲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内蒙古，正想说我在旅游时，他紧张地追问了一句：“是单位报销吗？”这句话提醒了我，我便接着他说：“是啊，来回都是单位报销。”父亲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过后的几次电话，父亲还要问：“你的钱单位报销了吗？”我回：“报了报了。”一个月后，父亲突然想起又问：“上次你去内蒙古那个钱……”我有些不耐烦了：“报了呀。都报了。” 

我们从未了解过对方。过去每一年，我在家里都只能待上一两周，就得匆匆返回北京。我就像是客人一样，连行李箱的衣服都不会放进衣柜，反正很快就要走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从1月19日离开北京算起，我在家待了四十多天了。因为封城滞留在家，时间起到了作用，它给了我和父母充分了解对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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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过去我是厌烦父亲的。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像了，如同照镜子一般，一眼就能看出身上让人不适的地方。只要我跟父亲在一起，没有人说我们不像的。我就是年轻版的父亲，母亲说连我的性情其实跟父亲如出一辙。母亲老说：“莫像你爸那样说话不过脑子。”

就像刚才在医院里发生的那一幕，父亲大声嚷嚷说药贵，那种熟悉的感觉又一次冒出来。他太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了，他天真幼稚，还有点懦弱，同时又冲动敏感。反观我自己，的确是能处处看见来自父亲这方面的遗传。这种性情的，都是小孩子一般，本性良善，却很自我，又很难体察到别人的情绪。

父亲是穷怕了。每一笔钱，他都不敢乱花。每一笔钱，都得有实际的用处。而在我的生活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经历。但我在旅行中得到的快乐和满足，无法跟他分享。他没有办法理解我。尝试过几次交流后，他都一再强调：“莫乱花钱，旅游能看个么子嘞？又不能当饭吃。”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讲过我的生活了。

父亲的这个担心，产生了一个副作用：我明明是花自己的钱，却莫名地有羞愧感。比如我会想：“我去旅游的这些钱，完全可以给父母买点儿营养品，还可以带他们去体检……”总之，钱花在自己身上，让我觉得自私，只会考虑自己享受。吃到好的东西了，心里会想：“我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吃到这些食物，而我却吃到腻。”这种愧疚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怎么都填不满。

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塞给他们钱，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但一旦离开后，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相处时间太短，离别太长。

这些年来，每一年我都会给家里一些钱，用于父母亲的日常开销和治病花费。父亲因为长期患病，没有赚钱的能力。母亲日常靠打一些小工补贴家用，她有时候去坝脚下割草，有时候去厂里跟着婶娘一起灌水泥，有时候去船厂里刮漆……这次回来，我给母亲算了一笔账，算上家里一亩地种的芝麻卖的一千块，零零碎碎打小工的钱加起来，年收入一万多一点，再减去父亲的医疗费用，家里一整年是没有进账的。可以说，他们只能依赖我寄来的钱生活。



到镇医院拿药治病

我不是没有埋怨过。以前在北京，每回听到手机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脑子里立马跳出两个字——要钱。父亲果然说起欠债的事情，让我给家里打几万块钱。后来母亲又打电话过来说商量事情，说家里上半年送礼钱都没有了，也没有收入，钱都去还债了……我又打几千块回家。我觉得一点一点靠着我自己的劳动积攒下来的钱，只要家里一个电话，就立马化为乌有。这种感觉非常糟糕。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能怎么办呢？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只有我可以帮他们走出困境。所以他们第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的。我心里翻搅着一种委屈的情绪，没法跟家里说。他们会特别内疚，特别惶恐，每回都小心翼翼：“你要是没有钱的话……”但我不能看到他们陷入那种泥淖不管，哪怕再委屈再抗拒，也只是内心的一番不舒服，终究还是要给他们的，而且不会在他们面前露出这些情绪来。他们很脆弱很无助，我没法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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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次疫情，我帮父亲第一次买药时，这种幽怨的情绪突然消散了。

那是在2月7日，父亲的胰岛素打完了。市区没办法去，我们只好去镇上买药，电动车开了一半，遇到了路障，车子开不过去。父亲让我留下看车，他走到镇上去买药。我等了快三个小时，才看到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磨过来。一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

上坡时，他气都快喘不上了，脚踩在烂泥里，腿弓着使不上劲，我赶紧过去扶他，他衣服的腋下都湿了。我问他如何，他摇摇头：“所有药店都关门咯，打电话也没得人接。大街上都没得人，到处喇叭都在喊着要防疫情。”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走路的样子，那种痛楚的感觉久久不去。我此时才深深地意识到：父亲，还有母亲，衰老的速度远超过我想象，脆弱无助的程度也远超过我想象。



父亲佝偻走路的样子

过去，他们在电话里提到的事情，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反正你们缺钱，我就打给你们。你们自己拿着钱，去解决事情就好了。这其实是特别自私的，你不能感受到父母亲的感受。他们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担忧，对于疾病的担忧，对于人情世故的担忧，你远在北京，都可以觉得无所谓。但现在却不一样了，我亲眼看到了父亲蹒跚的步伐，看到了母亲受伤的脚跟，看到了他们为了一两块钱而各种纠结的神情……

他们并没有跟我说起这些，他们都抱着“不要麻烦孩子”的心态过活。我突然意识到，买药后父亲强调药费可以报销一部分的话，是觉得花了我的钱，心里过意不去，不自觉说出口的。平日里，我们双方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并不清楚对方真实的状况。再加上亲人之间有太多的情感纠葛，为了避免伤害对方，都选择了沉默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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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相处的这几十天来，我从一个只在家里住几天的“客人”，变成了真正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

买药回到家，我把车停好，母亲走进来问我们去哪里了，我说了去买药的事情。母亲瞪了父亲一眼：“你自家不晓得买咯！你把庆儿拉过去做么事嘞？”父亲笑了笑啊：“我不叫我儿，叫我么人陪我去？”母亲撇撇嘴：“你哦，就是想你儿子帮你出钱。我还不晓得你的算盘。”父亲又笑：“我不靠我儿，靠么人嘞？”

晚上，父亲早早睡下了。我在二楼房间里看书，母亲照例来我房间聊天。她穿着新买的花棉袄，眯着眼睛，听我电脑里播放的一篇文章——母亲没念过书，不认识什么字，所以我的文章她肯定是看不懂的。这篇文章是我写我带母亲去九江看病的事情，由一个专业的主播录制的。

 



母亲在门口吹风

听着听着，她说：“是的，那一年非典，你关在学校一个月出不来，我跟你婶娘骑了好远好远一段路，给你送东西。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隔着校门口，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你把东西递过来。”

母亲笑笑，我知道她是高兴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此时，我试探地问她：“干脆我就留在屋里算咯。”母亲忙说：“那么行？北京有你的生活。再说你工作也不错，你自家也开心，当然要回北京。”

我不是没想过留在家里的可能性，居家越久，就越想留在父母身边。过去我习惯东跑西闯，现在我只想多一点陪伴。但再住久呢？我能在老家做什么工作呢？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和我的父母亲吗？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那封证明信还放在我的口袋里，伸手就可以摸到：“患者邓某某（我父亲名字），男，69岁……”父亲居然快七十岁了。不是说我不知道父亲的年龄，而是这次回家后，看到父亲苍老了很多。由于长期患病，他身形消瘦，脸色蜡黄，走路有气无力，时常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岁月不饶人，父母正一步步走向衰老。而我陪伴他们的时间却是那样少。

又聊了一会儿，母亲起身说：“不早了，你也早点睡。”我说好。母亲走了两步，笑着回头问：“你听到你爸爸打呼噜的声音啵？”我侧耳倾听，果然有。母亲说：“他都睡着了，你赶紧睡吧。”我又一次说好。母亲走了，一步，一步，每一步下楼的声音我都听得见。

这次取药，我和父亲从医院回去的路上，依旧是空空荡荡的。父亲感慨：“真是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他又说：“你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恐怕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咯。”我开玩笑地反问他：“你是不是嫌我烦咯？”父亲拍了一下我的背：“哪里哟，你能住这么久，我不晓得几高兴哩！”他又问我：“你待烦了吧？乡下又没得城市这么好玩。”我说：“我也几高兴哩！”

从北京回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有疫情了。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大范围地爆发，还算安全。哪怕回来了，也有很多人趁着封城的前几个小时离开湖北，我一个好友就是这样，走之前他专门问过我要不要一起离开，我拒绝了。丢下父母亲，一个人逃走，我做不到。我也庆幸我没有走，否则像买药这样的事情，没有我，父亲该会多焦虑。



从我家窗前看出去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