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团队在武汉改造ICU,连线“最强大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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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商量救治病人的方法。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12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从湛江回去后,广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徐远达又去了珠海、深圳会诊,病人都有过武汉接触史,流行病学的特征已然明确,但“武汉说不是,我们这边也不好说什么”。

  钟南山团队在汉总领队张挪富跟协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沟通后,提出由他们改造出一间ICU并接管,“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钟院士团队”。

  远在武汉一线的陈爱兰,与后方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参与了后方团队的三个新冠肺炎研究课题。其中,“淋巴细胞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的研究就是钟南山布置的任务。

  “病人转氨酶下降,胆红素升高。”席寅把头埋在电脑前,盯着眼前大屏幕,对着麦克风报出一串数据。2020年3月2日,这位钟南山团队的年轻医生,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通过视频与广州后方同事连线会诊。

  不知不觉,席寅在武汉已待了1个月。疫情警报拉响后的形势变化之快,让他应接不暇。

  拉响警报的是钟南山。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央视指出病毒“肯定会人传人”,并首度公开了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的事实,这成为此次疫情的转折点。

  回到广州后,钟南山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在疫区核心武汉,钟南山团队也派出了13名医护人员,分别驻扎在协和医院西区、金银潭医院和汉口医院,他们接手重症病区、改造ICU,并与广州的“最强大脑”紧密配合,被视为钟南山团队在武汉的“嫡系部队”。

  去之前,已“如临大敌”

  团队成员分3批抵达武汉。

  1月23日,桑岭首先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支援队成员,赴汉进驻金银潭医院。桑岭是广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简称“广州呼研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呼研院设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广医一院”),领军人物正是钟南山。

  广医一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陈爱兰于1月24日率领5名队员,作为团队的第二批成员,跟随广东医疗队一起抵鄂,对口援助汉口医院。

  2月2日,钟南山团队在汉总领队、广医一院副院长张挪富,又带领7名医护人员,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与其他地方医疗队一起,接管住院部2楼的ICU病区。

  席寅就是随这支队伍抵达武汉的,他们2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当晚收拾行李出发,第二天凌晨抵达。

  最初听说桑岭要去武汉时,席寅还“愣了一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传人”的消息公布后,大家都认为武汉很危险。

  作为广州呼研院ICU的主治医师,席寅也参与处理过禽流感疫情,禽流感属于典型的“有限人传人”,极少聚集性暴发。1月初在网上看到“不明原因肺炎”的零星消息时,凭借医学直觉,席寅觉得公开信息有些“奇怪”,但是据说这种疾病“可防可控”,就没有太过在意。

  席寅第一次意识到新冠肺炎态势的严重性,是在看了白岩松连线钟南山的节目信息“刷屏”之后。33岁的席寅算是钟南山的徒孙,他的研究生导师,就是钟南山的学生。

  相比席寅,团队中第二批赴汉的陈爱兰,听说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时间更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12月。

  亲历过抗击SARS全程,陈爱兰对传染性疾病非常敏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与全国同行之间都有交流,自己所在的好几个微信群中,都有武汉医生网友,2019年12月,已经有医生在群里提醒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一种病毒,要加强警惕。

  那个时候,陈爱兰还没有听闻李文亮的遭遇,同行间交流也没有很多障碍。信息接收多了之后,她就决定元旦放假不出门了。

  元旦之后没过几天,钟南山团队的徐远达已开始在广东“抗疫”。

  徐远达是钟南山的学生,现任广州呼研院副院长兼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据其回忆,2020年1月上旬,省里组织专家到湛江会诊,他应邀前往。当时有个从武汉返粤的感染者,回到老家湛江后病情迅速恶化,成为危重症病患。

  “我们上了三级防护。”徐远达说,他们那时已高度警觉,做好了充分防护。

  从湛江回去后,徐远达又去了珠海、深圳会诊,病人都有过武汉接触史,流行病学的特征已然明确。

  按照徐远达的说法,他们如临大敌,各方面动员了起来,但“武汉说不是,我们这边也不好说什么”。

  钟南山本人也去过深圳会诊。1月17日,钟南山院士赶到了深圳三院,看望了3名患者。1月18日回到广州,下午在广东省卫健委开会时,又接到通知要他马上赶往武汉。

  当钟南山公开“不明肺炎”真实情况之后,其团队成员就已做好随时去支援武汉的准备。徐远达是作为钟南山团队第三批援汉成员,于2月1日跟张挪富一起出发的。

  “能不能降低死亡率?”

  2月2日凌晨,张挪富一行抵达武汉。他记得很清楚,他们上午直接赶到协和医院西院区,西院负责人介绍,当时已收治两百多名确诊病人,由于没有ICU、不能插管,死亡率很高。

  跟协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沟通后,张挪富提出由他们改造出一间ICU并接管,“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钟院士团队”。

  张挪富也是钟南山的学生,2003年曾参与抗击SARS,当时还不慎被感染到。

  接管的第一个10天最为艰难。两百多个病患,至少有二十几个重症病人需要插管。2月2日下午,开始改造病房,协和西院原有病房为正压病房,气体往外吹。遇到传染病,往外吹就会污染办公区域的环境,要改造成气体往里边吸的负压病房。但改造起来很麻烦,后来干脆直接对医生办公室进行了改造。

  按照院感要求,还要有一个过渡区,供医护人员从ICU出去之后消毒。他们简单装修了3个房间,在第一个小房间换衣服、洗手,在第二个、第三个小房间进行其它消毒措施。

  李雯静是钟南山团队在武汉的一线护士。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本来打算半天改造,半天上设备,再用半天时间收尾,但刚干了两个小时,就有电话打到张挪富手机上,说有几个病人要送过去,已经在路上了,“先斩后奏,直接拉了过来”。

  张挪富放下手机,开始清场,李雯静说,工人们被要求赶快离开,医务人员防护设备全部穿戴整齐,准备接诊病人。

  后面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协和西院区病人从两百多人,增加到八百多人。原本医院只安排了4楼的病房收治新冠病人,其他楼层还有一般病人,那时只能要求腾空病房,再多收几层。

  “不断增加床位数量,要求必须收治病人,是政治任务,今天就要收到300,明天500,后天就到700。”张挪富回忆。随着病人增加,援助协和西院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陕西、辽宁、广西、内蒙古等地的医疗队都前去支援。

  收到六七百个病人的时候,医院已经没有病房可用,有3个楼层的清洁区也收治了病人,单人病房变成双人病房,两人间变成三人间,两个楼层的医生则被挤到一个办公室里。

  有的病人被推到病房门口时就已撒手人寰,有的已经插管了,但还是离开了。“一天四五个病人去世,这种情况有过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哪见过这样的情况?以前一星期有两个病人去世,就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张挪富说,“之前拖太久,这些病人是被耽误了。”

  病人住不上院,在家里就会有家属被传染,传染源没有控制好,肯定就有传播途径。张挪富很清楚,“我们在医院接触病人,都是穿好几层防护服,家属能做到吗?老年人也没有保护好,病人越来越多,压力大了很多。”

  武汉市卫健委也派出官员到协和西院,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同时也提出要求——“能不能降低死亡率?”

  “天天开会,就是讨论怎么降低死亡率。”但张挪富他们也很无奈:没有床位,怎么降低死亡率?

  张挪富当时提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办法是赶快建一个新的ICU病房,医院的领导摇摇头说不可能,医院没有地方,病人也等不了。

  然后,他又说了第二个办法,在每层楼的普通病房再安排一两张ICU床位,虽然不能完全达到ICU的完备度,但是可以插管,尽量多上一些设备,但按照ICU的要求管理,接近于ICU。

  卫健委领导觉得可行,马上联系了院长。每个医疗队派的医生,几乎都来自呼吸危重症科室,在普通病房开展有创插管,医生就既要管没有插管的重症病人,又要管插管的重症病人,这无形中增加了医护的劳动强度。

  好在各个楼层病区的医疗队咬牙扛了下来。短期内,又增加了二十几张病床,很快就能插管,多救了二十几个人。

  院士视频“大查房”

  度过最艰难的10天后,钟南山团队开始抽出精力,有针对性地诊断病人。

  广医一院有“院士大查房”的传统,由医院挑出疑难病患,交给钟南山诊断。每周一下午,钟南山会到这些病人的病房查房,各科室主任、年轻医生都会出席,共同商讨治疗方案。

  新冠疫情暴发后,“院士大查房”通过视频,连到了武汉协和西院。席寅负责的一名35岁的女性患者,通过治疗已有很大好转,被治愈的可能性很高。但病情出现多次反复,眼看着转危为安,突然就“跌下去”,慢慢恢复后,再次直线下降,属于疑难病患。

  协和西院的一线医生,决定在连线时由大家一起讨论这一病例,商量对策。

  前后方一共连线三次,讨论这位病人的情况。2月18日,医护人员发现这位患者口腔分泌物过多,如果继续保留经口气管插管,会引起患者的呛咳,经过专家组讨论,给她换成了经鼻气管插管。

  2月21日,经过核酸检测,患者各项指标已经转为阴性,好不容易迈过新冠肺炎这道难关,但当天痰培养却发现大量多重耐药菌。后来又根据钟南山的会诊意见,多次调整抗感染治疗方案。目前,病人已成功拔管,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张挪富说,视频连线对前方一线临床帮助很大。由于驻扎在金银潭医院,桑岭无法参加每周一下午在协和西院举行的连线会诊。遇到困难,他会单独向自己的博士导师钟南山请教。

  可是他要经常“进舱”,在隔离区通讯不便,只能出舱之后,与导师通电话,时间掌握在30分钟左右。

  桑岭发现,普通肺炎插管通气治疗,吸氧浓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慢慢减少镇静药的剂量,但是新冠病人很难减剂量,这让他非常困惑,卡在瓶颈上,该怎么办?

  钟南山告诉桑岭,注意留意小痰栓、肺的死腔问题,做一些测定,朝这几个方向找证据,以及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要留意病人是否还有其他细菌感染。

  医院给开“白名单”

  钟南山也会主动向一线医生了解第一线的情况。2月22日,他直接打电话给陈爱兰,说想了解新冠病毒对心脏的影响。

  疫情发生后早期,关于心脏损害的公开讨论有很多。但陈爱兰说,她自己掌握的一手情况,与网络上流传的“爆发性心肌炎”的说法不太吻合。

  新冠肺炎患者中,心脏受到损害的有,但是很少,汉口医院“呼六病区”80张床位,出现这种“合并症”的病人,有十来个,都是轻微心肌损害。

  钟南山打电话过问后,陈爱兰认真撰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汇报所见所闻。她认为,新冠肺炎对心脏的影响,并不普遍。

  陈爱兰分析,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对低氧的耐受性较强,低至40%—60%之间,仍能开口讲话,意识也较为清晰。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十几分钟可能都坚持不住。

  不过,这部分病人肺部浸润速度很快,而且没有特别的规律,这种状况非常可怕。

  钟南山团队在广州的后方成员参考了这一意见,并形成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公之于众。

  尽管远在武汉一线,陈爱兰一直都与后方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参与了后方团队的三个新冠肺炎研究课题。其中,“淋巴细胞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的研究就是钟南山布置的任务。

  后方团队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新冠肺炎病情越重,淋巴细胞数值越低,“如果能早期把淋巴细胞提升上来,是不是这部分人病情就不会恶化?”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陈爱兰会格外关注汉口医院病人淋巴细胞的变化。

  汉口医院给陈爱兰开了“白名单”,除了照看自己管辖的病人外,还可以跟随其他医生一起查房,观察“呼一病区”到“呼七病区”三百多名病患的变化。

  过于简陋的汉口医院,没条件开展气管插管,吸痰、雾化治疗也欠缺,没有特殊治疗干预,客观上呈现了新冠肺炎的自然规律和特点。

  陈爱兰还留意到,为了救治危重症患者,汉口医院医护人员早期也给病人做气管插管,过程中容易发生痰液喷溅,是危险系数最高的操作。结果,汉口医院呼吸科和ICU的10名医生,麻醉科插管医生、B超科主任、CT室主任,都被感染,ICU和呼吸科瘫痪。

  好在,汉口医院被感染的三四十名医护人员,目前没有人殉职。

  获知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后,陈爱兰向钟南山做了汇报。在汉期间,她不断将掌握的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后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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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倍可亲 查看原文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20/03/13/676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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