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在微博上以逻辑为向导，以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复盘这场疫情防控战的全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湖北和武汉方面的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并非偶然和无意犯错，而是蓄意为之。
战幕徐徐开启
——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二）
华生
经济学家、东南大学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上文说到2019年12月31日下午1:38分，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发布疫情通报，是抗疫战役的正式开始。但人们很少知道，为开始这场战役，有关方面的调兵遣将，却是从31日零点已经开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战前部署，不是为了对付已在悄然攻城掠地、队伍迅速扩张的新冠病毒，而是为了首先解决我们人类社会自己的体制机制内耗。
12月31日凌晨：北京与武汉的不眠之夜
上文提到，武汉“深喉”把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要求严格保密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上传到网上，当夜在京汉两地均引发轩然大波。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新闻周刊》在次日即12月31日出版的那期中还报道， “30日晚流传的另一份名为《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称（注意，一份是“做好”，一份是“报送”），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肺炎病人”。如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是准确的，那么，武汉“深喉”那晚传的或是同日武汉卫健委发出的两份文件。但无论是一份还是两份，这上传网上的盖着红色公章的文件，总之恰好也被身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看到，于是就开启了两千多里之外的蝴蝶效应。
自我首篇文章发表后，更多越来越清晰的细节流传出来。30日深夜这位院士主任在网上看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后，电话确认中心其他相关领导均不知情后，这位院士主任在凌晨直接去电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在网上传的文件得到对方确认后，这位主任立即向国家卫健委这几位主要领导分别做了电话紧急汇报。
不知是因为这个消息过于令人震惊，还是因为近17年前，当时的卫生部长因SARS被免职的教训在卫健委系统的深刻记忆，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们彻夜研究决定，尽管第二天就是元旦假日，还是应当立即派遣工作组和专家赶赴武汉。故连夜决策并确定人员，为赶早晨头班飞机，由机关内部立即组建工作组前行，另外抽调卫健委下属的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同机飞往武汉，以后参加待组建的专家组。同时决定，天亮后就通知国家卫健委直属重点医院，选派传染病临床专家随即赶到武汉。这样，首批派出人员也都刚睡不久就被唤起，要求在凌晨5点前务必出发去机场，赶上武汉6:45的头班飞机。大多数专家在次日上午接到紧急通知后，也均放下手中的工作，在31日下午陆续抵达武汉。
应当说，无论人们对国家卫健委在介入后的对策处理，后来存多少批评质疑（我们到时还会评述），他们的第一反应，还是无可指责的。
再说蝴蝶效应的北京反馈，又在第一时间震撼了身在武汉的当事人与责任人。我们可以想见，在武汉方面接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电话，告之在网上看到了他们的保密文件之后，此事引起的一片惊愕和慌乱。省、市卫健委系统迅速报告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以便部署有关部门立即在网上删去文件、追查乃至捉拿泄露者应是必选动作。卫健委系统本身肯定也要排查线索。据媒体报道，李文亮就是在12月31日凌晨1:30接到电话，让他立即去武汉市卫健委，他在那里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召集了一些医院领导，正在连夜开会。
但是，在隐瞒了半个多月信息和罔顾法纪的自行其是之后，原本想按住的小事越闹越大，武汉和湖北方面怎样应对在上午9点多就会抵达机场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专家，如何面对实质上的突击现场检查，如何向中央解释交待，以及下一步怎样面对社会公众，肯定是他们更头疼的问题。从下节介绍的31日上午他们已经显得从容周全的应对安排来看，湖北特别是武汉及其各相关部门的主事人、责任人，应当也是彻夜未眠。不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在这最后的关头选择坦承错误、悬崖勒马，而是为掩饰错误不惜冒更大风险，从而拖累太多相连特别是无辜的人开始走向深渊之旅。
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及随行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理与流行病专家，搭乘的确实是北京飞武汉的首班飞机。这一细节，首先被湖北和武汉方面提供的官方消息所证实。现在能查到的最早报道这一独家消息的是央视13套新闻频道，其新闻客户端于12月31日10:52发出消息，称“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要求及时上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央视记者王涵、倪晶依、李炜）”。
其它媒体迅速跟进。这时，北京飞武汉的第二班飞机尚未落地，首班6:45的飞机在9点多抵达后，国家卫健委的人此时也应当在途中或尚未安顿下来，可见消息之快。不到一小时之后，即11:33 分，央视新闻频道在其“新闻直播间”栏目又迅速播出此则消息，但口播内容加上了“据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消息”一句，说明此消息是湖北卫健委与武汉市委宣传部门直接提供的。由此也可见，央视13套新闻频道对湖北和武汉工作支持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相互关系看来也不同一般。
这则消息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为30日晚在网上泄露的内部文件打补丁，干脆将此消息公布，给人以信息公开和此事肯定也已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过的假象。二是扯上国家卫健委，给人以国家卫健委接报后派专家来协助，做技术性检验核查工作的印象。
为此目的，这则提供给央视的新闻稿巧妙和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个大手脚，即不顾专家组大多数人尚未到达（如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自己向媒体介绍，他是接到通知后，当天下午才赶到），从国家卫健委派来的工作组、专家组（这是迟至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中，去掉有检查意味的工作组，改为起咨询作用的专家组。这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词就先入为主地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全国公众的视野和脑海，成为湖北与武汉方面一箭双雕最理想的背锅侠。可怜的是，尚在途中的国家卫健委邀请的专家们，虽然他们都是突然受命，放下手中的工作，牺牲第二天的元旦假期，一脸懵懂的匆忙赶来，但东道主预先精心设计的“陷阱”，已经注定了他们以后灰头土脸的悲剧命运。
人们事后不能不承认，武汉与湖北方面抢先于国家卫健委之前，用其名义使地方新闻变为与全国性新闻的混搭，挤进央视节目，这一变被动为主动、抢占先机的做法，确实可谓高招。
应当指出，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固然是由其行政执法机关如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与疾病预防控制局等核心部门的中坚领导骨干组成，但其功能只能指导湖北及武汉的卫健委，不用说其工作组，即便是国家卫健委本身，在传染病防治以地方为主的法律框架下，在东道主的地盘上也只能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协商办事。真能指挥督导武汉与湖北党政的中央指导组，还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到来。雪藏和避开不太好惹更不能轻易羞辱的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去与临时从各基层单位抽调来、人来人往的咨询专家们打交道，对他们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关于这方面，我们后面还将有专题细说。
紧接着，2个多小时后，也就是国家卫健委工作组与随行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流行病学家午饭刚完，还尚未正式开展工作之际，武汉方面就又发布了第二份消息。
这次是当日下午1:38分在武汉市卫健委自己官网上挂出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通报第一句话就是沿袭其前一天即30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口径，说“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通报中又说，武汉市组织市域内多家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省市疾控中心等进行会诊，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文中当时未敢提及已达到的国家卫健委相关人员参与分析或意见。
我们看到，这个与12月30日一脉相承的定调，后来被武汉与湖北官方维持了20天，直到1月2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京举行的记者见面会。通报中也只字未提武汉方面私自将样本送至外地科技公司检测，已得到反馈，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属于SARS或某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类信息。
被绕过的国家网络直报系统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次疫情防控的第一条防线如何失守，又为何形同虚设？ 我之前的文章提出起预警作用的国家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主要原因应当是武汉和湖北方面根本就没有向系统申报之后，人们从开始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慢慢开始接受或相信了这是个事实。不少媒体也开始关注和跟进了这个问题。不过，一些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有点扑朔迷离，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这也是因为被采访的各方专业人士本身也说法不一。有人说，这个系统并未真正有效运行，有人说据采访武汉一线医生并不知道这个系统，只会填传染病报告卡给医院，有人说这个系统只填报法定传染病，新的未知疾病无法反映等等。其实，稍微动脑筋想一想，我们上次因SARS出了那么大问题，国家针对性出台的网络直报系统会那么蠢吗？ 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微深入一点查一下法规就完全明白了。2007年，原卫生部修订印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人员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显然，按照规定，任何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均包括其中，申报主体与责任人是医疗机构。 有人在网上贴出的2014年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表明，2013年当地医院发现了3例疑似麻风病例后，立即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并进行了网络系统直报。后来因病例越来越多，地方有关方面考虑到对当地的不良影响，令医院不再上报并修改病例为普通肺炎等。最终因后来疫情扩展、纸里包不住火后，有关人员被查处和移交司法。 我之前的文章说过，国家网络直报系统建立以来，运行总体正常，并在2009年H1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立功。这个系统有专门机构的一大批人在运行维护管理，每天每周都要写动态汇报，呈送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这个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一直表示他们不能未经授权透露具体的申报情况，但断然表示他们绝不可能瞒报漏报任何系统数据。因为那是大罪过，他们也否认这套系统运行并不正常，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能监控各地新发生的不明原因肺炎，表示每年都会接到各地报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基本上经复核后一般是虚惊一场，又及时排除警报。所以， 不存在所谓怕下面报多了，他们负责不过来的问题。 实际上，据我从各个渠道了解，就在去年12月份，全国不止有一个省份报告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均被很快排除。但就如上面提到的广西的情况一样， 唯独真正发生疫情的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去年12月份，均无一例申报。 那么，是否湖北和武汉有关方面，是疏于管理，没有要求医疗机构填报以及向他们报告情况呢？有证据显示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对这项工作的要求和处理非常严格。在武汉市卫健委的官方网站上，去年3月15日还发布了一个行政处罚书，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在对乙类传染病病人诊断，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未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进行立案查处并公告。相信在这么强大有力的监控下，武汉市接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各家医院不敢在短短几个月后，就全都敢抗命，既不做网络直报，也不向他们报告。 根据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多名医生写作，今年1月24日发表于《柳叶刀》上的英文文章披露，根据他们统计的武汉不明肺炎发病就诊记录，首例病人为12月1日，12月10日再次出现3例病人。按规定这时就应该逐一向当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同时也应立即向国家网络直报系统报告。 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今年第2期发表的回顾追溯性文章，去年12月份是新冠病毒疫情发展起步的最早期最关键的阶段。他们据现在 7万多名病例回溯推断，武汉和湖北在去年12月底之前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显然，如果湖北和武汉方面，早在12月10日发现诊断病例已经又增加了3名，即不到10天翻了4倍的情况，火速向国家网络直报系统报告，那么，我们就在现在大家关注的1月1日以后的20天之外，又提早了更为无比宝贵的20天。 那么，这个要命的20天瞒报，是否仅仅是下面基层疾控或卫健委人员自己的胡作非为呢？看来也不是。因为到了 12月29日，省市区调查组已联合调查，12月30日出了调查报告，而武汉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还发了内部的紧急通知。但若非当晚国家卫健委获悉消息，次日一早派人奔袭武汉，湖北与武汉方面似乎还没有任何要报告的意思。
被绕过的国家卫健委系统的实验室 实际上，还有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12月15日以后，湖北和武汉方面已经知道了问题的发生，面对日益增多的案例并应当在12月20日前后就紧急研究对策。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清楚是在哪个层级上，但显然不是少数个人或较低层级上，做出了一个让人们绝对不可思议的荒唐决定。即为维持地方的稳定发展大局这个头等大事，此事不让北京方面知悉。但吸取SARS教训，对此不明原因肺炎，也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要利用自己的可靠关系，找国内除国家卫健委系统以外的实验室和科研单位，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搞清病原，以便自己解决摆平问题。这样，他们就冒天下之大不韪，践踏了诸多法律法规，更远地走上了违法违规的道路。 这就是之前有部分消息披露，最近《财新》周刊详细报道的，在去年12月20日之后，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送给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另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这后一家公司看到这个重大病原体后，决定继续深入分析，延迟发放报告，同时分享数据给熟悉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并在12月27日拿出检测结果并亲赴武汉跟医院和疾控中心领导当面交流。 同日武汉方面又将另一样本送往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公司误将其检测为SARS，并在30日通报给了武汉方面。另一份样本则在很早就送至与武汉方面有着长期合作协议的复旦大学附属的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该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样本后，于1月5日检测出一种新型类SARS冠状病，并率先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与此同时还有几家基因测序公司，包括 华大基因取得样本，并进行了测试。华大基因于 12月30日口头通知武汉方面，称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或许因为这些陆续到达的信息都很不妙而且都并不正规和权威，武汉方面终于在12月30日将样本送至近在咫尺、拥有国内最先进的P4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并向对所有被委托方一样，要求对方严格保密。直到这时，中国疾控中心及其下属的病毒研究所还毫不知情，国家卫健委也完全被蒙在鼓里。 12月31日，靠下属单位的个别领导从网上发现信息，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和专家组同日陆续抵达武汉后，1月1日，一方面由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建委的官员分别紧急通知测试样本的几家单位，特别是其中没有资质的民营科技企业，通知要求对方立即停止工作和销毁样本。另一方面，于当日首次将样本送交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立即牵头协调更早拿到样本、已开始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三家单位共同攻关。但这比起武汉方面最初送出样本，已经晚了近10天，延误了国家整体协调并安全可靠的对对样本的检测、剖析工作。 由国务院颁发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原卫生部关于《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均严格规定，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必须由拥有国家认可的P3或P4实验室进行检验。跨省运输要求省级卫生管理部门初审，并报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三个工作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为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高致病原微生物的泄露形成实验室污染或运输污染致病，对保存、运输、和检测的手段、条件、护送等均有极其严格规定。至于对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样本，即便是国家认可的P3、P4实验室，也不能擅自检测，而要经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专门批准。违反这些规定造成后果的，要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武汉和湖北方面竟然将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样本，随便寻找各类从事该项工作检测单位、运输承运人，既耽误了检测和剖析时间进度，同时也极易造成潜在的病毒泄漏扩散风险。 这些参加过样本早期检测的单位，虽然在当时严守了与湖北与武汉方面的保密承诺，但随着后来疫情的发展，许多也忍不住通过各种渠道透露，表明自己也曾经做出过贡献（有的单位有人还未经授权抢先发布发表相关结果，造成不良后果，这是后话）。 国家卫健委在1月初初步获悉情况后，卫健委办公厅紧急发布了《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并采取一定相应措施消除隐患。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有的媒体获悉后披露发表出来。应当说，相关媒体在挖掘、报道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但由于这篇相关报道的作者了解情况不够全面，使读者容易得出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排斥各方力量，自己封锁资源和信息的印象，而严重违法违规的武汉和湖北方面及相关机构人员，则成了无辜的努力贡献者。这当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容易产生误导。 综上可见，湖北和武汉方面的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并非偶然和无意犯错，而是蓄意为之。他们大权在握，过度自信，无视党纪国法，无视人民生命健康，以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一切笃定。只要能够维持他们光鲜的外表形象和权力地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欺下瞒上，不择手段，毫无法律和道德底线。这其中反映出的在高度集权和强调纪律而又缺乏社会广泛监督的生态环境中，官员中存在的典型的两面人行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在去年12月底的时点上，各方面对武汉和湖北方面的胆大妄为与匪夷所思的行为，还毫不知情。大家都还完全相信他们是城市和地方治理的模范生，相信他们随即做出的天下太平的辟谣，相信他们完全能够妥善解决这个刚刚发生的小疫情。但不幸的是，湖北与武汉方面的相关责任人与主事人，不仅不思悔改，还完全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给武汉和湖北人民带来大难，给全国人民带来大灾。
来源/华生策博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