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武汉的爱心蔬菜被糟蹋?市民质疑 捐赠者也愤怒(图)

划重点：

1信息不对称问题。市民不知道哪里有捐赠蔬菜，而捐赠方也不知道疫区的实际情况。于是，大批的捐赠蔬菜，只能先放置于郊外的仓库里，然后通知各小区来领。2最后一公里问题。物业比较给力的小区都好办，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区，因为人手有限，领回了爱心蔬菜就找一个地方作为发放点。结果，社区在业主群一通知，居民争先恐后来“抢”菜。如此，就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3要让爱心蔬菜的爱心有效传达，单纯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场化配给渠道，或是依托于社区的政府配给制，还是依靠志愿者为主的社会力量，在小区封闭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够完美。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有效联动。一方面，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费发放机制。另一方面，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场渠道，结合社区和志愿者的力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一个多月来，湖北的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各方的捐赠如潮水般涌来。自2月17日湖北全省开始实施最严格的24小时小区封闭式管控以来，疫区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物资匮乏的不方便。

爱心蔬菜到哪里去了？这是爱心人士和市民最为关心的事。看来，爱心蔬菜并不总是带来感动，糟心事其实是不少的。

一方面，捐赠方很可能不满，觉得自己的爱心被糟蹋了。早先，山东寿光第一时间向武汉捐赠了爱心蔬菜，很是感动了武汉人民。武汉市将这批蔬菜放在三大商超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上架售卖，售卖所得上缴财政，专项用于抗疫。这本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山东人民的爱心，又平抑了疫区的物价。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一位山东姑娘打武汉的市长热线，质疑武汉市政府为什么不把爱心蔬菜给一线抗疫人员，还说拿爱心蔬菜去赚钱的做法，真是伤了山东人民的心！这一硬核音频，气场强大，道理似乎也无可辩驳，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许是为了回应质疑，从此以后武汉市就不再通过大型超商的渠道来处理爱心蔬菜了。当然，武汉市民也就从此不再有平价蔬菜享受了。

武汉商务局回应“寿光蔬菜”事件



这又引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市民对物资供给的问题越来越不满。一是生活物资的丰富性和新鲜度很难保证，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了；二是不少市民觉得生活物资的价格涨了不少，生活成本提高了。

于是乎，不少市民都在质疑，那么多的爱心蔬菜，怎么没分到？事实上，疫情期间批发市场的蔬菜价格是没什么变化的，大型商超的价格也是稳定的，但为什么团购到手的蔬菜价格感觉就是有人在发“国难财”呢？

有些自媒体时不时在曝光说，哪个地方捐的爱心蔬菜在哪里地方被糟蹋了。这种信息，在各个小区的业主群，传播极广。尽管这些曝光几乎都被辟谣了，但这也扛不住一件类似鄂州“实力坑夫”的事件啊！

这么看来，爱心蔬菜要有效传达爱心，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搞不好，就要付出“爱的代价”，伤了爱心人士的心，寒了市民的心，还损了政府的公信力。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的第一环节，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上，湖北省的各级政府对爱心蔬菜肯定是极其欢迎的，并且是越多越好。毕竟，这代表了全国人民对疫区人民的关心，没有理由不接受。况且，市民确实也需要。

2月24日，中百仓储百步亭花园路店店员在打包居民团购的蔬菜



其实，绝大多数爱心人士也持有这种看法，觉得疫区人民肯定是缺吃的，捐赠这些物资，怕是没错。毕竟，疫区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物资嘛。但是，建立在理论上和猜测基础上的捐赠，在实践中怕是都出了不少问题。

比如，每个捐赠方都希望自己的爱心蔬菜能够送到抗疫一线。但说实话，从政府逻辑看，医生、警察这些抗疫一线的生活物资保障，肯定是没问题的。湖北省要求，对每一个医疗队都要有相关领导联络，实行一对一服务。

这就意味着，一线还真不一定需要爱心蔬菜。前几天，鄂州“实力坑夫”事件里的当事人，其实就是派出所临时从村里借用的一个工作人员。派出所从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分到了一批爱心蔬菜，派出所就秉持“见者有份”的原则，连同“临时工”都分了。

没想到，这位当事人的妻子，竟然在微信群里显摆，结果闹出了个大事件。

这事，严格追究起来，当然是指挥部没正确处理爱心捐赠，不该分到的人分了。但从实践看，其实也算正常逻辑。难不成，临时在派出所工作的人员不算一线人员？

事实上，哪怕是捐赠方没有任何要求，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也困扰着爱心的实现度。

疫情期间，笔者团队做过一次爱心蔬菜捐赠活动。我们团队前些年曾在赣南苏区某镇调研过，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友谊。这次疫情，当地的干部群众很是关心，说想捐赠一批他们自己种的蔬菜。我们也很高兴，就帮忙联系受赠方。于是，就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是苏区人民想捐赠的蔬菜，品种比较单一，只有辣椒，不是很实用。经过商量，我们干脆共同发起一次募捐，多捐一点菜品，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二是受赠方也不好联系。我们先到一个熟悉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和社区有联系。结果，社区回话说，还不能马上决定能否接受。于是，再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负责医疗队的酒店，对方接受了。这才把捐赠搞好。

这种一对一的捐赠其实都算是很顺畅的，毕竟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掉的。但对于很多对公捐赠行为来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特别严重。

2020年2月17日， 600吨福建蔬菜驰援武汉



市民不知道哪里有捐赠蔬菜，而捐赠方也不知道疫区的实际情况。于是，大批的捐赠蔬菜，只能先放置于郊外的仓库里，然后通知各小区来领。

这就到了问题的第二个环节：最后一公里问题。从郊外的仓库到居民家中，其实是一条很长的链条。而蔬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保鲜期特别短，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如果去掉路上流通的两三天，留给物资分配的时间三四天时间。

从市民的角度说，最好是一到仓库就立马分掉，这样才能保障爱心蔬菜的品质。概言之，生鲜蔬菜的配送是极其讲究效率的一件事。按正常情况，解决这一链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商业流通渠道。

比如，大型商超在各居民小区都有布点，且有物资配送经验，效率是比较高的。但自从山东妹子的硬核音频出现后，湖北各级政府怕是都怕了。其结果是，效率较高的市场配送机制不敢用，退而其次改用效率极低的政府配给制。

对爱心蔬菜实行配给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平；二是组织。对于政府来说，适量的爱心蔬菜是比较好办的，把这些爱心蔬菜分配给医院、派出所、环卫等抗疫一线，没人会有意见。如果还多一点，分配给困难群众，大家也都理解。

但现在的情况是，像武汉这样的核心疫区，爱心蔬菜实在是多，远超过一线和困难群众的需求。于是乎，爱心蔬菜就得惠及普通市民。但问题在于，到底是给哪个小区合适呢？从配给的原则来说，当然是希望有需要的小区都可以分到，但这不符合实际。

2月20日，下沉花桥社区的干部按订单编号通知居民前来取订购的蔬菜，并协助核对居民购买信息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只能是把爱心蔬菜的信息通报出来，哪个小区有需要，自己带车前往仓库去领。实际上，这进行的是最为原始的公平原则：先到先得。但谁都知道，这不是合适的方式。毕竟，这种配给方式太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了。

比如，有些社区工作人员多，志愿者多，有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组织能力强，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爱心蔬菜。反之，很多老旧小区，工作人员少，志愿者少，没有业委会和物业，且其他社区事务也比商品房小区多，就不容易获得爱心蔬菜。于是乎，不少小区的市民因为没有分到爱心蔬菜，对社区工作者多有责怪。

从社区工作者的角度上说，他们何尝不想为居民“抢”到更多的爱心蔬菜呢？问题是，有这个能力么？派个车去仓库领爱心蔬菜，估计还勉为其难。但菜领回来了以后有效分配，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很是不容易。

物业比较给力的小区都好办，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区，因为人手有限，领回了爱心蔬菜就找一个地方作为发放点。结果，社区在业主群一通知，居民争先恐后来“抢”菜。志愿者挡都挡不住，差不多及时哄抢了。

2月19日，在襄阳市学府佳园小区，居民领取四川省绵阳市捐赠的“爱心蔬菜”



如此，就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本来小区封闭式管理就是为了减少人员聚集的，这么以来，反而制造了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大多数小区经过了一两回，就吸取了教训。哪怕是社区工作负担重一点，也要分散人群。

想到的办法是，错峰和分楼栋分发。要是居民自觉，错峰是可以的。但每个小区的人口结构不一样，为了拿到更多的爱心蔬菜，有些小区的居民不讲规矩，硬是要早点拿到，也是没办法的。因此，按楼栋分发就成了普遍做法。这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小区得有足够的人手，至少每个楼栋得配一个自愿者！

老旧小区里，如果是单位小区，那都还好办，可以通过单位来组织楼栋志愿者和党员突击队，基本上可以满足社区治理的需求。但对于大部分老旧小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很多小区面对爱心蔬菜，真是有心无力。

事实上，根据我们一线志愿者的经验，哪怕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最佳分配方式。因为，志愿者多，就意味着经手的人多，病毒感染的风险就高。比如，我们有一个楼栋志愿者，去社区领了个冬瓜回来分成几份，然后挨家放门口拍照留痕，这一下来发冬瓜的、领冬瓜的、送冬瓜的、吃冬瓜的全通过冬瓜链接起来了。

这么看来，要让爱心蔬菜的爱心有效传达，单纯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场化配给渠道，或是依托于社区的政府配给制，还是依靠志愿者为主的社会力量，在小区封闭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够完美。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有效联动。

2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华锦社区的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分装爱心蔬菜



一方面，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费发放机制。根据“爱心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尽量做到捐赠意愿和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可以按照以下顺序赠送：（1）捐赠单位明确指定的捐赠对象；（2）为医院、各种隔离点、各类疫情防控人员提供饮食服务的单位的食堂。

另一方面，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场渠道，结合社区和志愿者的力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免费发放后还有多余的各类蔬菜，直接运送大型超市，平价销售给市民，所有收入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作为抗击疫情中的专项经费，还可将其中一部分直接用于补贴困难群众生活。“义卖”符合《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相关规定，既保证了公益性，也提高了效率。

作者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