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病毒,2种体制:民主国家能比中国更好的防疫吗(图)

过去几天，新冠病毒在世界多个国家爆发式扩散，如何防控疫情成为当下各国的一大考验，谁能做的更好？是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

中国官员说，“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领导下，才能有效管控疫情”。

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封城封路，建立医院，输送人员物资，效率确实惊人。但是政治力量超过医疗专业，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公开也导致疫情对外快速扩散。

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来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能比中国更好的控制疫情吗？

嘉宾：纽约执业律师李进进；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

中国新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立了新的标杆”。

在谈到中国的速度、效率是不是中国体制优势的问题时，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质疑，如果讲速度，为什么信息公开没有速度？

刘梦熊说：“我觉得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讲话是文过饰非，拒绝反思。因为讲速度讲效率，按理第一个新冠病毒的肺炎它的确诊个案是12月1号。也就是说，从这个12月1号到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面确认肯定人传人，中间整整耽误了50天。这个时候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距离武汉封城只有三天。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武汉外流的人员从1月10号‘春运’开始已经整整跑出来五百多万人，流向全中国，甚至是流向海外。如果讲速度，讲这个效率，为什么这个讯息的公开没有速度，没有效率？相反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隐瞒疫情，封锁消息，打压那些‘吹哨人’，动用中央电视台，省级的电视台造舆论，说他们是造谣者，还粉饰太平。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就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于）民生，凌驾（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刘梦熊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从武汉疫情中反思，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240倍。但是同期，从1978年开始到2018年为止，中国医院的数量只增加了3.55倍。在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90万亿。但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只占GDP的百分之1.7。在全世界排名是145以外。所以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基础建设从这里就看得到，一个政权它究竟是（否）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弊端。同样来讲，我们如果（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中国的官吏的委任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体制造成的。

刘梦熊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切实落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国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刘梦熊还强调，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这将成为致命的问题。

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表示冠状病毒的疫情是中国共产党防治不利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逃不掉的。西方社会在处理这类事情，至少在早期防控，在向公众透露情况，也就是公开化、透明化这个方面一定会比中国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这次的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爆发。

特别是在武汉这样地爆发，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次的疫情先发生在武汉才传到世界，那先看到中国你才能知道它的差别。病毒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给创造出来的，但是冠状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国共产党防治不利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逃不掉的。


李进进认为习近平讲‘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力。

第一个来讲，在社会治理，包括面对这样疫情的情况下，会出现三种权威。第一种是职业的，就是这个疫情发生过程中，医学的、防疫方面的这种权威，叫职业方面的权威，专业权威。就是卫建委这个系统所能掌握的，下面医生、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反应如何，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专业权威的问题。

第二，遇到情况以后，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行政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第三个就是在行政部门之后的政治力量在发挥什么作用。行政背后的政治力量，这点我们也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不一样。

行政部门背后的力量在西方是投票权。民众通过投票和言论自由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影响行政，这是西方的政治学问。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于政府的直接指挥机构和权力机构。那么现在的情况，这个政治学问就是表现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讲‘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讲这两句话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力。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