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批评湖北指挥系统 大排查 为何这么难?(组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月20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中央指导组成员、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余艳红介绍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是中央指导组首次在湖北举行发布会。

丁向阳透露，媒体发现的每一个“应收尽收”没有落实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都做过批示，指示立即核实，进行救治。

中央指导组批评：前段时间湖北指挥系统依然不是“战时”

2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汉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介绍，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

所以孙春兰副总理要求有关方面，要对有关工作加强整改，要进行整顿，要提升水平、提高质量、提高效率。

武汉这场大排查，为何这么难？

最近，武汉用三天时间，开展了新一轮“大排查”。

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很重视这事。2月18号，他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

事实上，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

19日晚是最近这轮排查定下的截止时间。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

一些岛友好奇，武汉虽大，但是对未隔离、未就医的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摸排工作，为何这么难？为什么要排查两遍、新任市委书记如此放狠话？



2月18日下午，王忠林暗访武汉江岸区的百步亭社区（图源：长江日报）

一

在武汉，摸排病患这事有多重要？

自“封城”以来，武汉的疫情防控战已近一个月时间，但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至今仍处于高位运行的持续增长期、攻坚克难最吃劲的关键期、重中之重决战之地的窗口期。

其中的关键是，“四类人员”的底数一直搞不清。

所谓“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两次摸排，对象都是“四类人员”。

如果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没有做到“应收尽收”，那病毒的传播就会继续，疫情防控就没有尽头。病患不能收到治疗地点，病情因拖延加重的几率自然也会变大。

换句话说，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础，都在“四类人员”的摸排。这是整体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个普通生命的需要。

武汉的摸排工作主要靠谁呢？

从专业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则里，“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早发现”和“早隔离”，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



武汉汉江区花楼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

武汉的社区工作者要排查留在全市的900万人，确实很难。但应该说，摸排的“社区之难”首先不在社区，在于整体疫情防控体系。

从湖北省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机制开始，武汉就面临一个矛盾：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几近“无限”的扩张性。尤其是12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几乎一直是医疗资源“挤兑”。

以往报道中常见的是，武汉的社区工作者频频反映，他们只能不断地接电话、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能给病患登记、排队，但是无法给病患安排住院——因为医院没有床位。

这一结构性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尤其是社区超负荷运作。

从数据看，武汉市每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基础并不算扎实，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社区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计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为老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其结果就是，此次疫情发生之前，社区和居民之间并无密切互动，社区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都较为欠缺。

可以说，疫情的到来，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武汉整个市政体系来了一次“平战转换”——

对社区来说，这种挑战近乎极限。

中央指导组20日在武汉指出：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

灾害治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治疗灾害，仅靠常规体系是搞不定的，必须动用“运动式”机制。但“运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动员的力度，更取决于常规体系是否长期处于“准备”状态。

从现实角度看，武汉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拿着2000多元的月薪。在“备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成为大战前线的“职业士兵”，前期混乱是免不了的。



武汉洪山区金色城市社区，工作人员查看电表，对照入住登记表核实信息

二

岛叔和武汉的社区干部交流时，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委屈。

比如社区书记/主任。他们常常被称作“小巷总理”，似乎什么都管。此次疫情防控，上级指挥部的各种命令、措施，确实也都一股脑儿地丢给他们。

但在城市生活的朋友都有感受：日常生活中，“原子化”的绝大多数居民，平时几乎不怎么和社区打交道，相当部分居民甚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社区干部。

参加这次排查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分居民都比较配合，也有不配合的，有些不愿意开门，我们就跟他们反复劝说，有些甚至吵架。

疫情一来，情况变了。社区几乎成了居民最大的依靠，居民的所有问题都会找到这里。

客观而言，社区的功能设置只是“服务”或“办事”，并没有“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社区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额外事务”“新增事务”。

据我们在一线的观察和采访，目前武汉社区工作者主要承担以下疫情防控工作：

（1）上级各类统计报表信息的摸排登记与公示；

（2）“四类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每日联系与跟踪服务；

（3）孕妇、其他病患者、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就医与生活需求服务；

（4）联系安排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消毒杀菌工作；

（5）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与保障等；

（6）社区封闭式管控工作。

每一项工作都不容易。每一项都琐碎、复杂、耗时。

比如各种数据和报表。看似简单，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需耗费大量精力。只要一位居民不配合，数据就可能失真，进而面临各方压力。



武汉汉阳区龙阳湖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送菜

更大的挑战是，在“战时体制”下，城市功能其实是不完备的。很多之前由家庭、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政府责任。

而这些责任许多最终都要社区承担——

比如，因出行不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也成了社区的责任。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得社区帮忙配备。尤其是早期居家隔离患者，被服务的需求极高，但社区又缺乏必要的防护物资去上门服务。

在采访中，岛叔听到的一个案例是，某位确诊患者在家中不幸离世，由于殡仪馆的特殊车辆有限，家属在家等了几个小时，车还没到。情急之下，家属对社区干部大发雷霆。社区干部说，情绪我们可以理解，被骂也没有怨言，但协调车辆这种事，真不是普通社区干部能解决的。

更别提那些抱怨封闭管理的、硬“闯关”的、不戴口罩的，更难管。

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这就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

一位社区工作者对我们说，医护人员辛苦，大家都理解；但社区干部的辛苦，上级不一定理解，群众也不一定同情。



武汉东西湖区三民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排查

三

事实上，从2月9日那次排查开始，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医疗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比较大力度的解决，这得益于新建医院、方舱医院、学校、宾馆等隔离点的开辟。只要有床位，事情就可以逐步解决。要知道，床位严重紧缺的时候，武汉不少社区“一天只有一个入院指标”。

参与排查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床位是够的，基本上疑似的都能去。居家隔离的时候社区是最乱的，所有需求都汇总到社区，但社区也没办法安排住院。现在是有需求打到社区，几个小时内就能解决。

其次是武汉市动员了1.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国企职工和教师下沉社区。这一举措极大加强了社区工作的力量，社区的人力物力都有了较好保障。

一位曾参加过2月9日排查的工作人员对岛叔说：“这次排查在时间上更充分些，人手上更充足些，干部也下沉了。”



武汉江汉区中大社区排查（图源：中国日报）

但这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在岛叔的采访中，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如今武汉社区工作的根本缺陷还是没有切实解决，那就是没有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一位社工对我们说：一个小区近万人，哪怕社区工作者从10个人充实到100人，这个比例依然是悬殊的；但如果真正把居民动员起来，每个单元、门栋都出人，这个比例是多少？

因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呼吁，“要在发动群众上持续加力，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小区防控”。

群众动员应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岛叔前两天在武汉探访一个社区，平常就治理得很好，正是因为群众工作扎实、志愿者众多。该社区书记已经担任此职19年，他告诉我们，此次疫情，这个社区“零感染”。

有研究者认为，客观来说，这些年的“社区治理改革”，其总体趋势是往“正规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的。这很好，但也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越是正规化和专业化，就越容易官僚化、行政化，反而“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

疫情就暴露了这种弊端：平时，社区和社区干部、网格员都有“专属事务”，上级也靠这些来考核社区，因此社区工作者忙于具体事务，却不见得有时间去跟社区居民打交道。防控以来，社区和居民这一对本该是“鱼水”的关系，却往往没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疫情当前，救人要紧。但这场大考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或许是：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做群众工作，才是社区最重要的任务和方向。

中央指导组首场发布会：武汉将备7万张病床 可随时接收

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今天（2月20日），国新办首次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工作情况召开发布会，介绍中央指导组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这也是国新办第二次在武汉召开发布会。

三位中央指导组成员亮相发布会，分别是：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中央指导组成员、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余艳红。

发布会开始时，参加发布会的中央指导组成员与主持人、国新办发言人袭艳春一起，对英勇牺牲的医务人员和不幸去世的患者表示深切哀悼。

丁向阳介绍，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役”，病毒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副为组长的中央指导组于正月初三（1月27日）来到武汉，每天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在极度紧张和顽强的战斗中度过了这些日子。



发布会开始时，参加发布会的中央指导组成员与主持人、国新办发言人袭艳春一起，对英勇牺牲的医务人员和不幸去世的患者表示深切哀悼。图/国新办官网

■督导督查

中央指导组履行三项职能

丁向阳介绍，按照中央要求，中央指导组主要有三方面职能。

一是指导、督导湖北武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中央的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项措施布置到位，各项任务按目标按预期完成，取得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二是指导湖北武汉抗击疫情，增强防控力量，为武汉、湖北协调自身协调不了的、无力协调的一些方面，比如协调物资、医务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履行督查职责，督查一些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问题，依法依纪要求有关方面作出整改，作出调查处理。

要求武汉进行交通隔离、要求湖北研究假期延长

丁向阳表示，中央指导组这段时间的一个工作重点，是继续加强源头防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月22日到武汉以后，要求武汉进行交通隔离，这是外防输出、内防扩散的重要措施，正是这项措施保护了全国，保护了武汉。

此外，指导组刚到武汉时正值春节期间，和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综合研判疫情的发展情况，马上做出决定，报经国务院同意，要求湖北省抓紧研究假期延长的问题，湖北武汉在原来春节假期的基础上又延长了10天，从源头上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有效作用。

收集社交平台举报信息 推动问题迅速解决

针对防疫工作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中央指导组要求建立“战时指挥系统”，指导组成员下沉到武汉市各区、各街道、各个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推动实时调度解决困难和问题。

指导组对有关市级的负责人开展约谈并曝光。对在对四类人员集中收治过程中，一些干部存在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救治不及时、责任不落实的情况和问题；在转运特别是转运重症患者过程中出现的衔接无序、组织混乱，导致群众严重不满等问题，对武汉市武昌区、江汉区以及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健委的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工作约谈，目的就是释放“失职失责必须追究”的强烈信号。

丁向阳表示，指导组还深入核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组织人员收集群众在国务院的互联网督查的平台上和有关社交平台上举报的信息，到街头收集“应收尽收”不落实的信息和典型，组织开展暗访督查，推动市区认真纠正偏差，迅速解决问题。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出席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图/

国新办官网

■患者收治

29名外国公民在华确诊新冠肺炎 2例死亡

丁向阳介绍，截至2月19日18时，外国公民在华确诊新冠肺炎29例，其中在湖北10例；其中有18人治愈出院，有2人死亡，有9人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对于外国公民在华确诊和疑似的病例，根据法律规定，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会通报给相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对在华感染的外国公民，会一视同仁，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治。

武汉仍有8000多名重症、1600多名危重症患者

丁向阳表示， 湖北和武汉疫情已经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武汉每天增加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从2月中旬的4000多人下降到一两千人，疑似人数从2月初最高值1.8万余人，下降到2000人左右。疑似病例下降，说明后续确诊人数将大幅减少。同时，每天出院人数稳定增加到500多人。

他同时提醒，要清醒认识到，武汉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还有3万多患者在医院医疗，其中8000多名重症、1600多名危重症，要防止轻症转为重症，防止重症转为危重症，防止危重症出现死亡。

武汉将准备7万张病床 约4万张已具备收治条件

连维良介绍，床位不足在前期非常突出。指导组和湖北省、武汉市已经组成联合工作专班，要求增加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将具备条件的隔离点改造为隔离治疗点。武汉定点医院床位和方舱医院床位都要达到3万张以上，隔离治疗点达到1万张以上，具有医治能力的病床一共达到7万张左右。为了支持湖北和武汉，中央预算已经安排7亿多元给予补助。

连维良表示，截至2月20日上午，定点医院3万张全面落实到具体医院，具备收治条件的达到2.4万张；方舱床位增加到2.5万张，具备收治条件的达到1.26万张；隔离治疗点床位达到4000张。同时，确保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动态保证3000-4000张床位，可以随时接收病人。

■物资保障

湖北医用物资仍“紧平衡” 很多医院只有一天的库存

据连维良介绍，目前医用物资短缺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昨天全国从各渠道供应湖北33.6万只N95口罩、13.3万件防护服，相当于之前全国防护服和N95口罩生产能力的2倍。

但目前仍然是“紧平衡”，要靠每天调度保障供应，很多医院只有一天的库存，但是对一线医务人员和高危人群防护物资可以保障。

连维良说，这么短时间内形成这么大供应能力，只有在中国这样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国家可以实现。在武汉实行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之后，对医疗物资的需要会大幅增加，下一步将采取增加数量、保障质量、应保尽保、特事特办四方面措施保证供应。

已调拨2000吨储备肉、8万吨大米保障生活物资

在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后，居民购买生活物资不如以前方便，市场上还有部分用品出现时段性短缺。

连维良介绍，居民生活物资供应，总体上有保障，总量上是充裕的。疫情发生以来，已调拨2000吨中央储备肉、8万吨大米、8万吨面粉、12万吨食用油、3.6万吨猪肉、2.9万吨蔬菜、2900吨鸡蛋、1200万包方便面、300吨火腿肠、冷鲜肉3400吨、1000吨位的速冻食品到武汉。

同时着力改善配送，对生活物资运输车辆落实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政策，对物流企业实行定向帮扶的政策，有序组织物流行业的从业人员复工返岗，有效解决社区配送力量不足的问题。

■中医中药

一批方药和中成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余艳红介绍，目前已有278支国家医疗队共32395人驰援湖北，坚持中西医结合，不断完善诊疗方案，推进诊疗工作关口前移。

中医药局从全国中医药系统调近3200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组建4批588人次的国家中医医疗队，赴武汉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接管江夏方舱医院，选派高级别专家团奔赴武汉，边临床救治边观察总结，从中医角度认识、诊治疾病。

据悉，中医药局还组建10个中医药巡诊专家组，对轻症、恢复期患者进行巡诊。每个方舱医院配备2-3位中医专家，推进中医药规范化治疗，在定点医院建立中西医会诊制度。围绕救治重症患者，组建12个国家级中西医结合诊治的重症专家组巡回指导，制定针对性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目前，中医参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中西医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发现了一批有效方药和中成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新京报记者 倪伟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