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前离开武汉的人都去哪了?4舍5入 成了0(组图)

1 月 23 日凌晨两点，武汉发出通告，将于当天上午 10 时，关闭机场、火车站，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也将暂停运营。26 日晚，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 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 900 万人留在城里。”

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指出，从大数据上来看，武汉作为外来人口流入大省，每年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离开这座城市过年，1 月 10 日至 1 月 22 日武汉封城之前，每天从武汉出发的人群中有 6 至 7 成的人前往了湖北省内的其他城市，其次是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重庆市、江西省。

但大数据回答不了人们更想知道的答案，去哪了？见了谁？为什么走？又为什么来我的小区？不断有人发问，网络上，邻里间，声量汇聚，情绪复杂，人们相顾四望，目光最终落到楼门前的停车位上，从一排车牌里惶然寻找一个 “鄂” 字。

今年，每一起离开都不再被认为寻常，“离开武汉” 四个字似乎已经带有天然的道德瑕疵。离开的人成为了最现成的被告，一场又一场人民之间的小型传唤带着难以反驳的 “正义性” 被次第发动。

而对于每个微小的个体来说，被责问的离汉者和责问他们的人一样仓惶无措，在信息的下游，为了不溺水而仰起头，做出一时的决定。

我们采访了几位在封城之前 “逃离“ 武汉的人，在一些不典型的回答里，拼凑出了几段历时十几天的不典型经历。在官方声音难以被信任的时期，个人史和日记尤为珍贵，而这三位离汉者的自述，诚实地显现出灾难伊始的端倪。

以下是几位受访者的自述：



“我的婆家在武汉周边的 8+1 城市圈（以武汉为中心，以 100 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在这些城市，谁家里还没有一个从武汉回来过年的。”

我平时在温州从事外贸工作，曾在武汉上大学，因此自己和女儿的户口都得以落在武汉。19 号那天，我带着女儿从温州出发，计划去黄冈乡下的婆家过年，并在途径武汉时顺便给女儿办理医保卡，一切都照计划进行，一切也始于对真实疫情的无知。

我按计划在 21 号上午抵达了武汉，那时开始听到一些关于肺炎的风声。有金银潭的司机说，早在 18 号，武汉医院就已经爆满，需要排队 6-8 小时才能看上发热门诊，但与传闻相对照的，却是武汉街头的放松景象。我记得，当时街上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戴了口罩，机关政府和银行照常上班，机关门口有人在测量体温，银行没有，我们在银行排队给女儿办医保卡的时候，有工作人员送来一副对联。

当时在银行排队办业务的人很多，我有种不好的直觉，于是放弃去办那张医保卡，带着孩子直接离开了。当天，两岁的女儿开始感冒发烧，我认为不是肺炎，也不敢带孩子去医院，自己买了布洛芬和奥斯他韦。次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女儿退烧了，我开车带孩子离开武汉，上了国道，驶向黄冈的婆婆家。

现在回想，当时我得到的消息是病号没有儿童，因此认为女儿不是新冠。但面对排不完的队和住不进去的医院，哪怕有个人因为怀疑自己感染而逃离武汉，我同样觉得，TA 没有什么道德瑕疵。我现在可以说，谁都不是圣人。

我的婆家在黄冈，这里属于以武汉为中心的 8+1 城市圈，身边不少同乡都在武汉送煤气、做家政，每年春节，大约四成的人家会迎来从武汉返回的家人。早在 20 号钟南山院士发布人传人预警之前，已经有不少人踏上了回家的路，跟我们前后脚回家的，还有在武汉从事财务方面工作的姑姐。

回家之后，十四天闭门不出，村里的路被封了，快递进不来，口罩买不到，农村没有什么便利店，铺子的库存只剩下零食。我们用土灶炒自家院子里的菜，摸鸡下的蛋，为了延长保质期，把肉和鱼都腌起来。我在朋友圈里开了个苦涩的玩笑，说自己已经过上了 “网红李子柒的生活”。十天过去，家门口橘子树上发黑的陈年老橘子被吃光了。



院子里的菜地和橘子树



女儿在吃树上的老橘子

我的娘家在孝感应城，同为武汉周边城市，自 24 号开始，那里的公交线路便暂停运营。那里与我所在的黄冈市，位列湖北省确诊人数最多的第二、三名，严峻程度仅次于武汉，但医疗水平和公众意识却远远没有跟上。娘家人告诉我，村里发烧了不去看的，确诊了没人消毒的，比比皆是。比起武汉，它周边所辐射到的城市圈，好似处于公共话语中一个不可见的角落。

日子过了这么久，我的情绪从忧心疫情，转移到了对未来生活的焦灼。房贷、孩子，都需要钱，我所在的企业 2 月 10 日开工，如果 3 月还不能回去，企业不会在当地重新招聘吗？1 月 19 号我回家过年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场传染病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不过就算是现在，我也无法得知。



“大家都叫我赶紧回武汉，别传染别人，我也想回去。”

现在回忆起来，在这场瘟疫泛滥开来之前，我也曾看到不少兆头。先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关停，但我们被告知的理由是 “卫生不达标，要停业整顿”，接着是朋友圈开始流传一篇文章，说华南的关停实则是因为一种病毒，但又过了几天，有辟谣的消息传出，说写文章的人已经被抓了，接着，一位名叫王广发的医生说病毒可防可控，不用担心。一波三折，我们还是放心了，按原定计划出游。

1 月 19 日，我和我爸跟着中国国际旅行团前往台湾，出发那天，武汉一切如常，我清楚地记得，整个机场没有人戴口罩。到达台湾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台湾媒体报道，那位声称肺炎可防可控的王广发医生已经被感染。

我们本应在台湾玩十天，直到 23 号从武汉传来封城的消息，一行人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25 号，一名在武汉做生意的台湾商人确诊为新冠，台湾发出指令，立刻遣返所有来自湖北的旅行团。

26 日，由于武汉封城，台湾又不让我们停留，导游买了最早离开的那班飞机，飞往上海浦东机场。导游告诉我们，旅行团只负责将我们送回大陆，至于送往哪里，落地之后要去哪，他们没法再管。

落地浦东机场，机场的工作人员将我们对接给了上海防疫局，后者将我们统一隔离到上海南汇嘴观海公园酒店，说要在上海住满十四天后，才能离开。本来去台湾旅行的我们只带了短袖短裤，没有暖气，但所幸被子管够。

2 月 2 日，工作人员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要实行新的隔离标准，不必在上海隔离够十四天，只要从离开武汉那天（19 号）算起十四天不发病，就可以离开隔离点。按照新的标准，我早就已经满足解除隔离的条件，因此次日中午 12 点前必须离开酒店。

我猜想可能上海的疑似病例也在上升，导致隔离房间紧张，对方也一直在敦促我们赶紧把房间让给有需要的人。可我们能去哪呢？武汉封城，外面的酒店拒绝接受武汉人，工作人员只是说：既然回不了武汉，那你们可以去其他地方。有同乡在微信群里问，如果隔离到一半就放我们出去自由流浪，那么隔离还有什么意义？我在微信群中放出昆明直接与武汉对接，帮助滞留武汉籍旅客反乡的政策，问询为什么上海做不到，结果是被移出群聊。



我上微博反映问题，不少网友说，我本来就不该出来，更不该落地上海。我能理解，不透明的信息、一刀切的政策，最后总是要具体的民众付出 “必要的代价”，只是这次轮到了我买单。

2 月 5 日，工作人员包了一辆公交车，将我们送到了最近的滴水湖地铁站。我们坐了两个半小时的地铁到虹桥火车站，先坐火车，再坐黑车。黑车上碰上不少武汉老乡，大多都是在外地被隔离后辗转回家的，十分亲切。



“我那时才意识到，信息泄露这种事也发生在我头上了。”

我在武汉工作。1 月 20 号单位放假了，第二天正好有朋友自驾回老家信阳，跟我顺路，就一起回来了。我们都没有料想到后来会演变成这种局面。

回来的四五天后，听我爸说，我们村儿的几个武汉回来的，已经被村里登记在册。在我在家自我隔离的十四天内（1 月 21 日到 2 月 5 日），村里上门过两次，核实信息，询问有无外出，类似家访，之后变成来电，还说县里市里也会打电话。

但从那以后，除了县里市里，还有不明电话打进，问东问西，“是 XX 么？武汉工作？啥时候回来的？” 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跟从武汉返回湖南、山东、四川等地的同事们谈起，才知道他们的个人电话、身份证和小区家庭住址之类的信息也被泄露。一位同事回家后，就被公布在了小区的业主群，他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被谈论，半晌，突然有人问，“他们一家人有在群里面没？”

我这才意识到，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头上了，但源头在哪，我不好说，在我们这，口耳相传太快了。



同事小区业主群的聊天记录



另一位同事的信息被整理在了一张公开的信息表上

所幸的是，到了年后，骚扰电话就没有几通了。而且我家在农村，父母是农民，柴米油盐都不缺。要说不便，就是原本打算过完年就返回武汉，现在衣服没带，电脑没带，公司通知 17 号回武汉上班，不知道我到时候情况怎样。

困难的是带我自驾回来的朋友，他是武汉的公务员，单位催他回去，开函给县里各部门让放行，但街道把他停在自家门口的车开走了，说是要集中收管，他去收管地看了，大部分都是鄂字头的车，现在交通都封了，他的确是哪里都去不了了。



疫情刚刚爆发之时，有人用 “逃出来的武汉人” 一以蔽之离开武汉的 500 万人。“武汉人” 脱离了一个具体的所指、一个具体的形象，同时成为了 “瘟疫” 的载体和别称。当人不被看作人，只被看作 “病” 的时候，一切不公正都能变得合理。我们必须与 “病” 做出切割，把它进行隔离，就像把垃圾站归置在小区的角落 —— 这是为了保持无菌和洁净的合理处理。

许知远在《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马六甲的低语》中说，灾难中，基层必定会使用 “习惯动作”，使用红缨枪、红袖箍、高音喇叭和加粗标语这类充满动员力和穿透力的东西，但同时，它也粗暴，缺乏弹性，为行动而行动，这是一个零和博弈社会的心理折射。

于是，在零和一之间，漂流在外的武汉人、患有其他疾病亟待治疗的人、买不到口罩的老人，被隔离、驱赶、无视、消灭，被看作无法取整的人，四舍五入地成了零。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