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重手整顿湖北官场 约谈武汉官员曝冰山一角(图)

湖北官场暴露出的不仅是在具体事件中的失职失察等问题，还有顽固的官僚主义作风。（新华社）

2月10日晚，北京派往湖北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先后对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武汉市洪山区区长林文书3名官员进行约谈。这是继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被免后，湖北官场再度传出被问责事件。尽管这只是一场约谈，但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察室主任高雨当场质问武汉地方官员措辞相当严厉，透露出事态的严重性和对武汉官员的不满。

据了解该事件背景的《环球时报》报道，2月9日晚，武汉市武昌区组织一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从该区某医院送往武汉市危重症病人救治定点医院的过程中，原本接到指令前往武昌某社区接收一批病人的公交车司机却在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去往多个地点接收病人。而在车上，该司机与车上30余位老年患者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在司机行进过程中遭遇道路阻塞等问题时未见跟在公交车后方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协助；在司机与情绪焦躁的老年患者爆发冲突的整个过程中，也未见人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及至司机擅自将疲惫不堪的患者送至定点医院后又出现无人对接安排的场面，只留下不知所措的一车人。

针对此事，中央指导组质问，武汉官员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该区为什么把“应收尽收”的好事办成坏事？从媒体的事后内容补充来看，2月9日当晚那场甚至算不上风波的小事件的确暴露了武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管理混乱。于此可见一斑，武汉肺炎蔓延至今，舆论场对武汉乃至湖北地方官员的骂声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个彼此心照不宣却攸关全局所有人命运的问题终于在中央指导组的愤怒下被揭露出来了。事实上，2月11日中国最高检微信公众号那篇发布不久即被删除的文章《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经言有所指地炮轰了湖北和武汉的那些官员，并将其提升至“敌我矛盾”。文章对湖北官场的人事任免等问题这样表述：在当下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新冠肺炎病毒无疑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最大敌人。但在这场全民战“疫”斗争中，有一些敌人是我们还没有警惕或警惕不够的。比如，对疫情苗头侥幸观望；对公众质疑漠然视之；对属地情况“一问三不知”；对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对捐赠物品管理混乱……林林总总，这些不去作为、不敢担当，反应麻木、作风漂浮，急事迟疑、难事失措，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弄虚作假、失职失察等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统统不是我们的敌人吗？！该文总结认为，这样的敌人并不比病毒这个敌人的害处小！

而更早之前，中央政法委下属“长安剑”则在谈及疫情瞒报问题时则以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称之，“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显然并未无的放矢。

再回到9日晚的转移患者事件，那晚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正是最高检明确所指具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某些官员”。


自2月1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赴防疫一线发出“应收尽收”的指令后，压力之下的湖北官场迅速响应最高层的指示。但是处在整个疫情中心的武汉尤其当整个湖北官场都在外界的监视之下，当地官员想必都有了政治警觉，但政治嗅觉不代表实际动作，上层压中层，中层压基层，层层加码却无人在一线负责，某些湖北官员仍然停留在过去。在某些人看来，最需要关心的是是否积极回应了上级，执行则是别人的事情，完成如何、怎么完成则全然不顾。

此前湖北省要求当地医疗检测机构立军令状，在两天内消化检测存量，对完不成任务的追责问责。再有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称，截至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9%的这一数据在网络引发极大的质疑与嘲讽。

犹记得1月底舆论对湖北官场的批驳令官员们感到委屈，认为有许许多多奥难以为公众知的因素造成了疫情的蔓延，但时至今日，从当初的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到驾驶鄂A牌照的男子傲慢从武汉红十字会提取“给领导配送”的口罩医疗物资再到9日晚的患者移送事件，在每个舆论风波中，惹怒公众的无不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而这也是疫情初期处理失当的重要原因，这是湖北官场所不能抵赖的。

这也难怪新上任的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南下后要花大力气首先治吏，约法三章要求各级官员下沉到社区一线，24小时值班，限时完成任务……

迄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然召开三次政治局常委会，透露对此次疫情应对的绝对重视，可以说这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大考。其中，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第二次研究疫情防控会议上，习近平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湖北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被免到武汉3名官员被约谈，这背后正式中共释放的明确信号，在位者必须意识到。当然，这个信号恐不只是针对湖北，在评最高检那篇文章的留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敌人”恐怕不只在湖北。

开启问责模式 湖北再有多名官员被查

武汉疫情仍在持续扩散。继湖北卫健委双主官双双被免后，湖北日前再有多名官员被查。据湖北省纪委监委2月12日消息，湖北近期查处一批疫情防控中违反工作纪律、履责不力问题，并对其中5起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曝光。



武汉疫情防控不力，湖北整个官僚体系可能已失去中央信任。（AP）

通报显示，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盛从锋擅离职守，被免职并予监察立案调查审查。

报道称，盛从锋作为该局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1月23日未履行请假手续，私自离汉到安徽老家过年，没有履行其疫情防控包保责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此外，湖北曾都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家洲和东城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高新国等人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分别受到撤职和党内警告处分。曾都区东城办事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力、宣传不到位，多个社区违反防控工作要求。该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高新国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黄家洲包保该办事处，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和处置不力，对上级安排部署督办落实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黄石市城发集团副总经理、鄂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余福安因不服从统一指挥调度被免职。

2月7日上午，余福安在主持鄂东医养集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时，违反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度，要求下属医院执行指挥部调度前先需通过集团再安排，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通城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新甫隐瞒疫情违规操办寿宴，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月22日，张新甫隐瞒自己和妻子曾经前往武汉情况，在妻子黄某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后，仍违规操办父亲寿宴，邀请村民及同事多人参加。1月24日，其妻子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2月2日，通城县纪委监委、县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时，张新甫对抗组织调查，给疫情防控带来严重隐患。

竹溪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负责人刘涛和天宝乡林业站站长何松林、望府座林场场长刘贤慧等人因在疫情防控检查中违规聚餐饮酒，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1月28日下午，刘涛和何松林等人在天宝乡双河村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结束后，与望府座林场场长刘贤慧等人违规聚餐饮酒，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其他参与人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自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湖北官场饱受诟病，成为了舆论的靶子。随着疫情形势严峻，湖北官场事后恐难逃离一场政治整顿。

“抗疫”工作问题频出 问责地方大员并非终点

从11日晚间到12日白天，陆媒《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被中国国内媒体广泛转发，采写报道的记者跟随用于转运感染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公交车，记录了途中隔离措施不够严密、车辆行驶路线几经波折、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协调、到达目标医院后无人对接等种种混乱。出现在报道最后的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对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措辞严厉的约谈，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雨诘问武昌区相关领导“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同时要求余松做出深刻检查。



武汉2月9日晚对新冠病毒重症患者实施转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被跟车记者悉数记录。图为香港卫生署派车对一栋建筑内的居民进行疏散安置，涉事建筑内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AP）

这篇报道之所以能被广泛转发，大概是因为《环球时报》记者通过深入一线的身体力行履行媒体监督职责，而发现的问题不仅获得了官方的迅速回应，更是让湖北当地疫情防控的最高级别机构（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重拳出击”，对相关责任官员进行了问责，这既是目前陆媒需要广泛宣传的湖北抗“疫”的“战时状态”的应有之姿，也是多年以来中国媒体不多见的“漂亮仗”——在近些年中国官方强化舆论审查、多家市场化媒体被收编或重整、网络管制机构权能逐渐突出的背景下，媒体监督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已经颇为难得。

报道中所记录的转运重症患者的行动，其背景是武汉方面在2月9日吹响“应收尽收”攻坚战的进攻号角，全市各个区、街道、社区全面落实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辖区内的所有重症患者全部要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

除了对于重症患者“应收尽收”，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表示要争取在11日完成所有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然而武汉官方11日发布“上门排查和彻底收治工作”已达98.6%的数字，在社交媒体上又“翻车”了，很多武汉市民颇有些怒不可遏的在新浪微博上发帖，现身说法称自己就是那1.4%，怀疑武汉市政府“依然存在瞒报漏报”的行为。

当然，在上千万的人口基数面前，1.4%所代表的人数已经足够庞大，十几万人暂时没有被顾及到，聚集起来的声量难免声势浩大。

但不管怎么说，转运重症患者的乱象与排查收治数字引发的群体情绪，都代表着武汉官方在应对疫情上的短板与不足，其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差距肉眼可见。

但或许更需要探究的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进入“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部署已将近一个月，尽管期间出现过原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官僚系统早已进入高速运转的状态。尽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成效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很难想象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口中的“不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会是大小官员中的普遍状态。在《环球时报》那篇报道中，一辆一辆的大巴车接连将病患运至目标医院，但本应负责的协调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出现。如果一次两次的工作失误可以归结为职业态度与个人道德，那么当乱象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可能是事情背后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无论转运重症病患还是上门排查收治，武汉市主政官员都曾给自己公开下过军令状，誓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这里更需要“较真”的是，政府在给自己下军令状的过程里是否遵循了科学性。

军令状是用来激发（或者说倒逼）能力极限的。比如说一个人本拥有跑1000米的能力，但只有跑500米的意愿，那就要想尽办法逼他跑完1000米。但如果他的能力极限就是跑1000米，所下的军令状要求跑5000米，那最后的结果要么是谎言，要么是崩坏。



武汉等疫情核心区域的防控工作是否做到了科学部署，是值得反思的重要问题。（新华社）

目前公开渠道并没有武昌区组织转运重症患者的更多细节，但仅仅通过陆媒报道中披露的过程来看，社区-街道很可能存在严重的人手短缺，否则没办法解释每天《新闻联播》中基层官员非同寻常的辛苦——就算是被“战局”推着走，基层官员也很难普遍停留在不作为的状态中，套用一个政治学的术语，在干不完的工作中“泥泞前行”（Muddling Through）才应该是武汉各级官员当前的常态。所以更有可能得情况是，作为“时间紧任务重”的疫区中心，如果军令状将本就所剩无几的时间压缩的过紧，相关任务可能就会变得“不可承受之重”。强行完成注定无法完成的事情，结果就是让那些重症病患在转运车辆上情绪烦躁，下车后的住院手续还需要记者帮忙联系询问。

同样，疑似病患“清零”肯定是武汉这场防疫的重要目标，而且实现越早越好，不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是，在给出了政治倒计时的条件之后，有部分基层社区事实上是完不成任务的。不论是为什么完不成，为了向上交差，一些社区也就只剩下强行汇报“清零”一个选择了，而此时被掩盖和牺牲掉的，还是那些本该被“清零”却没有被“清零”的病患。

相似的事例还有被陆媒爆出的“征用武汉高校宿舍事件”。在疫情期间征用武汉一些大学的学生宿舍作为临时医疗点，安置部分轻症患者，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执行过程中，网上就出现大量爆料，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汉商学院等高校，宿舍里学生们大量有用的私人物品，被当作垃圾清理。此前“会妥善安置学生私人物品”的承诺变成了一纸空文。

但并不能把问题简单怪罪到现场参与分拣工作的志愿者们头上。除了客观上的时间紧任务重（没错，又是这一句）之外，还在于征用宿舍的细节临时发生变动。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为例，原本按计划，紧急征用的是该校一栋宿舍楼中每间宿舍的一个床位，志愿者们只需要将相应的床上物品放置到其他空床上即可。但“相关领导”（网传是目前在湖北“督战”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视察之后，认为这样的布置不安全，必须把宿舍全部清空。

于是一夕之间，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征用工作量陡然增加了数倍，现有志愿者的数量完全不够，只能增调其他社会力量来帮忙。即便是这样，所谓的清空宿舍也不可避免的变成了大型暴力搬家现场。事实上，在被征用宿舍的高校中，不是没有“做事体面”的案例（比如媒体报道中的江汉大学），但临时改变计划的同时却没有改变时间截止线、没有改变资源配置数量，“好事没有办好”就会是大概率事件。

可见军令状诞生的过程中最不应该存在的一个动作就是“拍脑袋”，拍脑袋之后不调整配套措施，只会引起执行单位的精疲力竭，和被执行单位的不知所措。这并不是为相关官员开脱，而是更应该看到具体问题背后事关治理体系的真问题。

正如习近平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这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作为武汉和湖北的地方官员，既需要对上级的部署严格执行，还需要在守土有责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临机应变，与不同的机构之间做到相互补台、协同合理应对。这的确是一次难度极高的系统性任务，但也是这些地方大员必须经受的考验，也是中国在迈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考验。如果这些官员是因为能力问题与个人私德（包括一些网友质疑的“贪生怕死”）导致工作不到位，那再怎么严厉的问责都不为过；但如果转运重症患者、疑似病患清零等任务在军令状的加持下从一开始就“注定出乱子”，那么在问责的同时，也需要思考比问责更为宏大的命题。

“第五个现代化”亦是一场革命，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奖惩分明就万事大吉，探究具体事件背后的科学规律是更为关键且根本的所在。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