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官媒齐声“问责” 本意都是在为习近平开脱(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右）2020年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美联社）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卑鄙是习近平政权的通行证，高尚是李文亮医生的墓志铭》中，我们已经向 听众和媒体们介绍和分析了“共和国首席飞盘手“胡锡进抢在李文亮医生被宣布”抢救无效“后的第一时间发出的《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一个道歉》一文，最关键的内容其实是这一句”全国人民有一些抱怨，但是大家依然坚定地跟着国家走……”。事实上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前，他胡锡进早已经明明白白，习近平当局除了抛出武汉乃至湖北省的党政主官当替罪羊已经再无选择，早早晚晚的事。所以“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的最聪明方式就是“小骂大帮忙”，把激愤的群情引导向武汉，局限在湖北。

自武汉瘟疫失控之后，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所谓“敢言”媒体，尤其是大外宣媒体，按照习近平和王沪宁“的一贯要求，帮助习近平的党中央把激愤的群情，舆论的怒火引向湖北和武汉当局的“正确舆论导向”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最新动向则是在持续“问责”湖北 和武汉地方当局之余，又开始把卫生管理部门的“防控失当”也拿出来当引导舆情的靶标。

截止目前，“问责”话语最为尖刻的当属环球网的《第一批赴武汉的8名专家， 是否该彻查？》。文中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论文，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篇论文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此外，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但此时，（中国国内）公众却对此一无所知。
美国时间1月29日发表的这篇论文，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包括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也包括了卫健委的专家主任高福。

在这篇论文中，调查小组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的实验室确诊的425名病例情况。根据这些信息，论文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

该文特别提醒道 ：如上“研究报告“的最受益的居然是泰国，1月4日，泰国四大机场迅即采取防范措施，1月8日，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要知道，每年中国人去泰国旅游人数超过1千万！泰国成功地防控疫情，最感谢是这些中国专家！

“但是这些专家对自己的祖国做了啥？“该文强力问责说：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也包括了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第一批专家组，在1月4日前，疫情瞒报，证据确凿。……这帮专家们席卷了全部疫情数据，而后对人传人的事实遮遮掩掩，瞒着不报。

于是我们都听到了：“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言之凿凿。但话音未落，专家组组长、北大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就发现感染了这种新型病毒。
那么，接下来的1月4日——11日之间，谁在瞒报呢？专家们接受采访时依然在说，不会人传人。

该文还把“武汉方面如期召开省、市两级两会，1月17日，武汉文旅局的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启动，武汉派发20万张惠民卷，可免费游黄鹤楼等景区，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余家庭参加，10万人参与“等等，统统归咎于这第一批专家组给了武汉当地“不会人传人”这一定心丸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太恐怖了，这简直就是屠城啊！武汉，这座人口一千多万的大都市，就这样被无情的疫魔攻陷了。“

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也就是说在1月11日前后，第一专家组已经确切掌握了整个疫情的传染特征和病理特征。如果在武汉能够在11日采取断然措施，疫情是不会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

至于1月11——20日，钟南山院士率领的第二批专家组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究竟是第一批专家组、卫健委、武汉政府这三方共同瞒报，还是第一批专家组独自瞒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论是怎样的瞒报形式，都必须有专家组瞒报这个前提因素做基础。该文分析说：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几乎个个都是副省级，他们的报告，小小的武汉政府敢不重视？

该文强烈谴责道：以CDC主任高福为首的专家组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他们比公众早3周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国民被病毒吞噬着生命，国家派他们去调查疫情，目的就是为了准确掌握第一手的疫情材料，为精确施策提供依据。而他们，却把第一手的资料，提供给西方的科学期刊了？

对内知情不报，对外用真实数据求发表？............这性质已经变了。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行为不规范的问题。

……以为这些五六十岁的老科研不懂得科研和防控的关系，那就真的是智商太低了。这八个人，没有一个不懂得防控的重要性的......他们是在以科研为名，从源头上破坏对此次疫情的科学应对布局！该文作者强烈呼吁：鉴于此次疫情，已经给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对第一批赴武汉的专家组全部八名成员，进行彻查！

如果如上文章内容的分析成立，那么赴武汉第一批专家组的成员不但是罪莫大焉，简直就是死有余辜。但是，这八个专家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欺上瞒下“，意即既没有把真实灾情及时上报中央，更没有及时向公众示警，还是只是”瞒下“，并没有”欺上“？

另外蹊跷的是，在外面的媒体上读过如上文章内容的转贴，笔者即上网核对后，在环球网生胡锡进个人的坛子里均没有搜索到。应该是胡锡进和他的环球网迫于某种压力，出笼这篇文章后很快又把它删除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中使用了“屠城”之类的“危言耸听”激怒了当局。

至于在李文亮医生死于武汉新冠病毒的之前，部分中共官媒和大外宣即已经先后开始了对武汉以及湖北地方当局的一批问罪讨伐文章，较为典型的是多维新闻网刊登的《“七宗罪”暴露无遗 北京何时问责湖北官场》。文章声称：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揭开，世人已经普遍断定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可以发现不论是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还是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对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而言，至少存在“七宗罪”。第一，应对不及时，严重不作为，错过黄金时间。第二，刻意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第三，滥用公权力，造成知道真相的前线医生不敢言。第四，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毫无防护地举办大型活动。第五，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第六，疫情大爆发后，应对缓慢，甚至不及疫情相对较轻的其它省市。湖北省、武汉市应对疫情的步伐一直滞后于病毒蔓延。第七，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决策时考虑不周、“头痛医头”，统筹协调混乱不堪。

多维新闻网推出的最新一篇“问责”文章的标题是：《从庙堂到江湖 谁该为肺炎集体恐慌潮负责？》。文章中没有象前面引述环球网的文章内容那样把革命大批判的矛头指向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和它派出的首批“大部分都是副部级“的中央专家，而是说”湖北官员是第一责任人“。

至于“第二责任人“，多维的这篇文章以”媒体该扮演什么角色“概括之。文章说：”‘我们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是当1月20日钟南山首次确认存在“人传人”并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后，内地朋友圈热传的一句感叹。人们的普遍疑惑是：为何本应起着舆论监督使命的媒体在此前全部缺席？媒体究竟在这场国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不得不说，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媒体乃至国家级媒体是真的“死亡”了，因为基本都是在报道官方口径的表达，比如8名造谣者如何如何，武汉官方“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之说，等等……

作为总部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媒体之一，在大批判文章中说1月20日之前的湖北本地乃至国家媒体是真的“死亡“了，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是，谁都知道习近平 上台不久就已经有专门讲话为媒体规定了说白了就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严格的政治纪律，先不说如今的中共官媒整体表现如何，就说1月20人之前的湖北地方媒体和官方媒体，不都一直是在”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吗？更进一步的分析，无论是湖北和武汉的地方”责任人“还是湖北地方和中央的媒体，他们从疫情初起直到如今的所有所作所为，不一直都是在习近平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吗？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至今已经和陈秋实一样被失踪，但暂时还没有被公开宣布“党纪政纪处分“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大胆对外界披露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前面引述的多维新闻网文章给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开列的“第七宗罪“中，指责周先旺如上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外界媒体也都多用”甩锅中央“来形容，而外界媒体鲜有分析的则是他周先旺的下一句，即“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众所周知，当周先旺如上谈话内容被央视播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之后，这段关键内容很快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毫无疑问，除非习近平政权因为此次武汉瘟疫而垮台，届时周先旺等人在被治罪的过程中会被给与为他们自己申辩的机会，否则他周先旺也好，其他所有被事后“问责”甚至“问罪”的官员或“专家”也好，肯定会被永远噤声。象李文亮医生一样也被感染上病毒继而又不治而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笔者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在中共所有媒体，包括央视自己，在央视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习近平当面对世卫总干事说过的武汉抗疫“我一直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又都奉命篡改了这两句话，唯有多维坚持保留了原始报道内容。所以，如果一定要帮习近平把这场人祸的滔天之罪完全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推诿到卫生主管部门及他们的”专家“们身上，必须要拿出他们这些”责任人“是如何地违背或者拒不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早已经下达的正确指示和正确部署的证据来，或者拿出那八个专家在其“论文”中所写的内容并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或者说他们只是向主管领导汇报了，但主管领导并没有，甚至是直到1月20日之前都没有汇报到习近平那里的真凭实据----就象处置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时公示了他赵正永拒不执行总书记的先后六道亲笔指示的具体”犯罪事实“一样。不然，只会是越描越黑，越洗越脏！

疫情撼动习近平的一尊地位了吗？




变态辣椒：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

近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发文说，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中共政权的核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吴建民以及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就习近平的一尊地位是否受到撼动进行了讨论。


记者：吴建民先生，北京政治评论员荣剑近日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共政权构成的挑战仅次于六四事件。您对此怎么看？

吴建民：我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中共一直在受到很大挑战，只是这次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疫情的爆发，而且它的时间点很巧。中共很难在刚刚渡过美中贸易战、连续经历经济下滑的时机，再遭遇一场这么大的疫情。

我可以这么说，在党史中，中共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麻烦。这一次中共碰到这场危机，有很多人想问：“中共是不是马上要垮台了？”

我认为，中共是否垮台在于中国内部是否出现了民变，也就是民众敢于站起来挑战这个强权。从这一点上讲，我相信中国现在仅仅是怨气很大，但是站起来反抗这个政权的、要求改善制度、真正还政于民的人，从下到上（还屈指可数），大家还没有这样的政治诉求。

记者：郑先生，您对荣剑的评价又怎么看呢？

郑旭光：我同意荣剑的看法。因为美中贸易战毕竟是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这次“武汉肺炎”引发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

我们注意到了武汉市民方斌。他最初通过调查当地医院的实情，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疫情，于是呼吁全民自救。过了两天，他又把全民自救的呼吁升级为全民反抗、还政于民。他是一名很普通的武汉市民，但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他的这种勇气和认知已经超过了八九民运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国内的舆情就像高压锅一样，压力非常大。因此我认为对中共来讲，这场疫情的形势比八九民运更严峻。

记者：吴建民先生，习近平前几天会见了柬埔寨总理后，今天终于又现身首都街头。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他多次从公共场合“神隐”。您认为习近平近期时隐时现释放了什么信号？

吴建民：我认为，习近平所谓的“神隐”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的“宫廷术”，也就是中共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不要随便露头，不要对外界公开表达各种看法。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希望通过这场大疫情，洞察出中国党政官员对他的忠心度。他们在执行指示的时候，究竟在执行谁的路线？

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经任命李克强为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按理说，领导全国疫情的任务应当是由李克强全面部署。但是习近平在接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说，整个疫情防控是由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让大家都意识到，这场疫情是习近平在把控，李克强不过是摆在台面上、大家看到的主持人而已，他实际上并没有指挥权。

但是习近平释放这个信号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而是让中共各级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要对习近平保持忠心，这样他们就知道应该听谁指挥了。

记者：郑旭光先生，目前有舆论认为，这场疫情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他的一尊地位是否受到了挑战？

郑旭光：我认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并未受到真正的挑战。他只是像毛泽东一样，对（贯彻中央政策的）一线人员存在担忧。李克强领导的这个疫情工作小组里面并没有来自军队或纪委的官员，所以这个小组基本上就是一个干活的维稳班子，中间安插了宣传口和公安口。也就是说，习近平还是在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局面，并没有给予授权。即便如此，他还担心李克强可能会在应对疫情期间获得民望，所以习近平表达了他是亲自在指挥的意思。

记者：吴建民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补充吗？

吴建民：这场疫情没有影响习近平的一尊地位。他仍然在党内控制着政权，他只是在通过疫情来考察、甄别、或者更换掉一批他平时想换、但不大好换的官员。即便习近平对李克强极不满意，他也不能把李克强轻易换掉，因为他们两人是同时接班的。

但是在疫情领导工作中，习近平让李克强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最终要有人背黑锅，他完全可以把这口锅扣到李克强头上。习近平本人的权力架构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绝不会因为这场疫情，全国官员就不听他的话了。

记者：郑旭光先生，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表示，不论这场疫情最后怎样收场，习近平不会因此改变执政方式。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郑旭光：我赞同他的看法。习近平近几年的重中之重就是巩固他的权力，至于政策可以忽左忽右、摇摆不定，这都是他可以调整的。因此，这场疫情可能会促使他加速中央集权。外界本来预测到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可能想把整个中共中央委员会搞成“清一色”，那么他可能就在想，能不能通过应对这场疫情，提前达到他的这种政治目的。

记者：谢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讨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