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强过红会背后:明星基金会的15年艰难求索(组图)

“有钱捐给韩红，千万别打给红十字会。”

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医疗物资的捐赠、调配、使用等相关进展，则成了大众现阶段最为关心的事宜之一。不久前，湖北红十字会因物资去向成谜、资源派送不及时、分配不合理等原因被群众的怒斥声推至风口浪尖。其专业性、公正性与合理性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在此风口下，韩红的爱心慈善基金会则脱颖而出。微博每日更新捐赠进度、物资及善款的接收情况、使用情况等详明细，便于大众快速获知物资的具体去向及用量。其及时性、合理性与公开透明性，自然也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力挺，并一致认为把钱交给韩红才是最放心的。

   

但韩红基金会在此次抗疫行动中所呈现出的专业性也并非一蹴而就。受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韩红成立慈善团队十余年来也曾走过弯路。这包括依附于公募基金会的繁琐流程、善款使用受限等。



除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之外，李连杰的壹基金、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这类相对早期的由明星发起的慈善事业，均曾经历过一段瓶颈期。或受困于组织主体制度，或因物资去向遭受质疑，或卷入贪污、诈骗等风波。明星自带的热度与光环，的确能够为基金会赋予更大的社会关注度，但这同时意味着，它们将面临着群众更严格的监督力度。



 从蛮荒期到争议期再到正规期，在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获众人追捧之前，明星慈善基金也曾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摸索期…… 

父爱、劫后余生、灾难触动

明星基金会成立始末 2006年5月，李亚鹏和王菲因刚出生的女儿李嫣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继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煎熬期。在李嫣三月龄第一次接受唇腭裂手术时，李亚鹏暗自决定，如果手术顺利，他愿意帮助一万名唇腭裂孩童完成手术。

 

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内地基金会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基金会必须挂靠在政府部门或官方组织才能够成立。于是在同年11月份，由李亚鹏和王菲倡导发起，设立在红基会下的一支专项公益基金“嫣然天使基金会”正式成立。



嫣然天使基金也是国内首只由演艺明星发起的慈善基金，所资助对象为身患唇腭裂且家庭贫困的儿童。嫣然天使基金发起的次月，便通过李亚鹏和王菲召开的慈善晚宴首次亮相并宣告成立。凭借着二人在娱乐圈的地位和人脉，晚宴邀请到赵薇、刘嘉玲等大量圈中好友出席。最终，那场晚会不但筹得善款九百五十七万余元，更是借助着强烈的明星光环屠版各大杂志报刊及网络新闻，获得了巨大的曝光量。

 

毫无疑问，李亚鹏成立嫣然天使基金的初心仅是出于一份普通的父爱。他曾在写给李嫣的一封信中说道：“上帝给了你这伤痕，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诚然，用公益行为回馈社会，是为了女儿长大后可以拥有平常人的自信。但当慈善事业与巨大的资金、财产挂钩后，其纷争的出现也就变得不由自己。



在李亚鹏和王菲发起首只“明星基金会”后的不久，由中国功夫巨星李连杰发起的“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也在2007年正式启动。壹基金成立的契机则源自于李连杰在印尼海啸中的劫后余生。



2004年12月，李连杰和妻女在马尔代夫度假时突遇海啸。在生死攸关之际，李连杰手举4岁的女儿，用手做桨在不断上涨的潮水中划行。最凶险时，海水甚至淹末了李连杰的嘴部。当日，不断有媒体报道称李连杰在海啸中失踪，生死未卜。家人和影迷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幸运的是，李连杰一家三口在第二天获救。灾难过后，李连杰意识到，如果水再高一尺，那么他将在海啸中丧生，成就和名利都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返回香港的晚上，李连杰和太太商议拿出100万去做公益，其中50万捐给这次海啸，剩下50万去成立基金会。



在海啸后的两年中，李连杰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成立基金会的筹备事宜上。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连杰带领13人壹基金团队奔赴现场参与救援行动。因道路不通，物资到达县级后无法再继续运输，李连杰一行人徒步将3万余件物资背到目的地。此后，壹基金也开始被更多的国人熟知并信任。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筹款金额共计1.2亿。



在当时，国内的公益行动主要以政府及企业，或富人捐赠为主，普通人对于公益的意识尚且浅薄。在汶川地震后，群众对于公益行动才有了相对深刻的认知。这也正符合李连杰宣称的对壹基金的期望，即推动所有公民都能够履行公益义务。



除壹基金之外，汶川地震期间还有一只由明星发起的公益团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512地震后，韩红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韩红爱心救援行动”。以韩红为首的公益团队乘坐直升机、竹筏等交通工具五进五出灾区，募集了275万元现金及大量救灾物资，韩红则以个人名义为灾区捐款330万元。



在救灾的过程中，韩红曾在一所幼儿园看到一个孩子断掉的腿搭在坍塌的墙上，一系列见闻对其触动颇深。救灾结束后，韩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心理辅导。事实上，在汶川地震之前，受身世背景及奶奶去世的影响，韩红就已在不同场合坚持了多年的公益行动。

 

 韩红的公益理念则与李连杰不谋而合。在2008年以前，韩红认为公益就是尽自己和身边人所能，为需要帮助的群体捐钱捐物。但在汶川地震后，韩红才意识到公益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通过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公益行动中去。 诚然，借助明星的身份、财力，最大化引导公众关注、参与，也成为了一众明星基金会创立的初衷。

 

自主性薄弱、拨款程度复杂

明星基金会依附于官方机构的尴尬期



凭借着李连杰、李亚鹏等艺人的国民认知度，其创立的明星基金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很快便受了社会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但慈善项目的落地，并不是仅依靠明星光环就能够顺利完成的。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处于发展初期的十年前，非国家机构的基金会在组织与运行上仍面临着诸多的尴尬。而这些在社会背景及体制下所产生的问题，则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惨烈的伏笔。



其中，挂靠在红基会名下的壹基金因不具备法人资格且没有公章，在与企业深层次合作、调动款项等事宜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在汶川地震后，壹基金试图从善款中拨出400万元用来灾后重建处理，但碍于拨款需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审批流程，400万元从北京拨到四川后仍然用不了，最后又打回了四川。最终，壹基金只得在等待募捐款走流程的期间，先由团队以个人名义出资垫付，进行前期的赈灾工作。



来源：京华时报周惟彦：为自主权谋求转型

（周惟彦：壹基金执行主席)



显然，随着壹基金的日益发展与壮大，其自主性受体制的掣肘愈发严重。为了保证更高效的实施公益项目，李连杰于2008年10月成立了非公募性质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在以红会壹基金计划公募的身份筹款后，红基会将按照决议将资金转入上海壹基金，由上海壹基金的执行团队来操作运行。



这种被称作是“曲线慈善”的方式无疑能够解决许多体制内的繁琐难题。但以非公募基金之名行使公募基金会的工作，在许多从业者看来实则是在打擦边球，壹基金也随之受到大众质疑。很快，这种行为便被上海市民政局制止。

 

 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十字会的三年合约到期。李连杰为了寻找可以接纳壹基金注册为公募基金的部门，实现壹基金的独立，先后拜访了多位官员及企业家，均没有获得答复。2010年9月，李连杰面对央视镜头公开表示“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



另一边，李亚鹏和他的嫣然天使基金也同样面临着社会背景与体制上的桎梏。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寻找到合适的定点医院，合作完成对唇腭裂患儿的救助。但慈善基金会在成立初期，李亚鹏便对医院提出了“三大条件”，绝大多数公立医院难以接受这些要求，李亚鹏方面对公立医院又完全处于弱势，几乎没有胜算。迫于压力，李亚鹏只能选择民营医院成为合作对象。

 

来源：《南都周刊》首次披露“嫣然风波”真相



但捐款至定点医院，由医院进行治疗后，再通过家庭回访了解患儿情况的过程是相对复杂。加之2009年，中国新生儿中唇腭裂发病率为0.17%，每年约3.7万人。因此，考虑到医疗运营及患儿需求量，嫣然天使基金于决在中国建立一个针对唇腭裂患者的医疗平台。



起初，李亚鹏希望以嫣然天使基金的名义建立嫣然医院，但由于嫣然天使基金是挂靠在红基会下的专项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更无法成为医院的发起人。李亚鹏试图说服红基会合作成立嫣然医院，但鉴于运营、监管等风险项考虑，红基会并没有同意合作。



最终，李亚鹏退而求其次，与其他几位发起人以自然人的身份申请建立了医院。其中，用于建设嫣然医院的5322万元费用来自于嫣然天使基金所募捐的善款。在当时，国家对非独立法人的专项基金的管理并没有相关法规，嫣然天使基金在红基会的要求下每年都会公布年度审计报告，但公布程度并没有到极致透明化的地步。其中，建设医院的用款明细便没有被详细披露，导致其成为了埋在嫣然基金会的一颗定时炸弹。



 与之相比，此时尚未成立基金会的韩红并没有陷入这般棘手的窘境。汶川地震之后，韩红便带着她的“爱心救援行动”陆续奔赴灾区、养老院、残障人士中心等场所开展公益行动。且为了保障物资的落实情况，韩红则会竭尽所能的亲自将物资送达被救助者的手中。



韩红这一举动也源于部分慈善事业所暴露的弊端。2017年，韩红在《一线人物》的专访中表示：做慈善这些年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应该把钱交给某某某基金会。“基金会把我的物资存在你的仓库里，你就是混蛋；一包方便面都能公示，做不到干净就别怪社会质疑。”这段三年前的采访说辞，也在近日湖北红十字会风波后被网友争相转发。



 

（图源网络） 也正是因为慈善机构存在着诸多不完善，韩红才选择在2012年成立了非公募机制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2019年8月8日正式获得公募资质之前，韩红基金会仅限向定向人群募捐，韩红的亲朋好友及演艺圈明星为主要捐赠者。 显然，受一系列制度的影响，明星基金会在走到了一定阶段后，均选择了不同形式的独立。但在独立之后，由于经验不足、组织架构不够完善等原因，更大的危机也悄然袭来。

 

千万善款去向不明，发起人疑似贪污受贿明星基金会的巨大信任危机 2009年，在李连杰公开透露壹基金可能因处境尴尬而面临终止后，关于“在中国做慈善难”的话题则引发轩然大波。最终，深圳市获得了民政部批准，同意其在民政改革方面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公募性质的壹基金才得以于2010年末在当地注册完成。 

 在李连杰看来，壹基金在刚起步时需要用他的号召力去推动，但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去个人化”，用制度去推动组织的进步。拿掉李连杰的名字后，壹基金应当是一家透明、专业、高效的机构。但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与信息内容的公开透明化，致使大众对于明星、机构等公众人物或组织的监管力度也越来越严格。



2012年，有媒体爆料壹基金于2010年建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花费的2000万元，挪用了中国红十字会于2008年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善款。次日，壹基金便通过官网回应，2000万善款是向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牛基金会募款所得，加上从自筹企业捐款中出资的400万元，共计2000万元。



处理争议的及时，善款来源的详细说明使壹基金暂且化解了这场舆论风波。但更大的信任危机降临在2013年的雅安市芦山县7.0级地震之后。那一年，壹基金共募集善款3.9亿，但在当年用于赈灾的支出不超过13%。媒体纷纷报道李连杰涉嫌贪污善款3个亿，群众也随之附和声称需要享有知情权。

 

 事发后，李连杰通过微博回应：“真的很想贪污深圳壹基金的善款3个亿，但监管这么严，我还真没想通该怎么做。”而壹基金官方给出的解释则是灾后重建项目，需要一个自然时间上的跨度。这也就是说，壹基金此次的危机风波源于善款使用的不及时，以及除了已使用的资金之外，未公布剩余善款的后续使用说明，导致媒体及大众存疑。

 

 而这样的质疑也在情理之中，随着大众对公众人物、企业机构的监管力度增强，任何不完善、不正规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为企业平台招致祸端。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也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与壹基金性质类似的信任危机事件。



2014年，媒体人周筱赟在微博上爆料，称嫣然天使基金捐助治疗成本高达9万9千元，超出同类公益组织价格近20倍，至少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而在嫣然天使基金合作的8家定点医院中，有4家为民营美容整形医院。一周后，周筱赟再次爆料称红十字会报告中所说的5322万建设嫣然医院的资金已经成为李亚鹏等4个自然人的私人财产。



此负面危机的发酵无疑对嫣然天使基金及李亚鹏本人均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据李亚鹏本人在访谈中表示，嫣然天使基金在新闻曝光后共接受了审计部门的6次审计，每次审计时间长达3个月。在那18个月期间，嫣然除了等待结果和回应大众的质疑，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

 

 6次审计之后，审计团队宣布未发现举报人所举报的问题。嫣然天使基金也回应了唇腭裂救助并非是基金会的唯一项目，总支出中还包含定向捐赠给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筹建款项，以及每年一度用于患儿教育学习、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款项。但即便如此，嫣然天使基金在审计18个月中耗费的精力与造成的损失依然是无法弥补的。 作为早期的公益先行者，明星慈善基金会在收获了巨大的关注度的同时，也肩负着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因此，公众对其发出质疑也是情理之中的。这也督促着基金会的组织架构及慈善流程应该向着更正规的方向发展，让尽到慈善义务的公众安心之余，也能保持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公示及时、物资透明大众监督下逐渐正规化的明星基金会 明星基金会的繁琐流程终于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后得以缓解，慈善法的通过为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新的募捐渠道，也为包括明星基金会在内的慈善组织提供了最优化的支持。



 2003年投身于慈善事业，2019年获得公募资格的韩红及其基金会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有效的避开了雷区。除了每一年需在官网公布的年度审计报告之外，各银行的汇款明细、救援物资清单，甚至于具体到某活动的捐赠明细均有详细说明。2016年，韩红慈善基金会透明指数满分，在全国五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位列第一。



 

 “公众质疑机构，这件事情并没有错。”作为慈善机构发起人的韩红、李亚鹏等人均在采访中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在吸取了“物资不够透明、善款用途不够详细”等经验教训之后，明星基金会也在大众的监督下开始逐步完善制度。



从2013年6月至2019年4月，壹基金官方陆续发布数十则关于“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进展”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善款的去向及使用情况，包括援建8所小学、16所幼儿园，重建358户钢结构抗震农房等。具体到每个项目的支出情况、使用情况以及评估报告均有详细解读。



除此前受到公众质疑的雅安赈灾事件之后，壹基金在后续的鲁甸、九寨等灾区的重建过程中，也均在官网中为其设立了单独的板块，连续数年对公益行动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支出做追踪报道。这也让壹基金6年前的危机障碍得以缓解。

 



 如果说红基会此次的危机风波是出于事件性爆发，那么凭借着明星的流量与话题，大众对他们的监督则是常规性质而未必会受某具体事件影响，这也意味着明星基金会将承担着更大的社会监管力度与舆论风险，行事则需更加谨慎。 可以看到的是，在此次的武汉肺炎抗疫行动中，韩红基金会每日实时更新项目进展，针对物资的到达情况、接受单位均有详细说明。壹基金也同样及时更新微博，公布物资的去向与用量。除此之外，海泉基金、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等明星基金会也投身于抗疫支援行动中去。但因其未曾公开向大众或圈中好友募资，也不必走公示程序。

 

显然，明星基金会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索与前行，逐渐在一次次事件中深刻了解到大众及媒体对于公益事宜的诉求与底线。这也成为了基金会在行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及遵守的关键标准。韩红此次的脱颖而出，也正说明了公众对于物资透明、公示及时的强烈需求。而明星基金会在过去几年所走过的弯路、遭受的争议，也为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敲响了警钟。



但在独立的明星基金会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为此耗费更大的心血。这包括人员的培训、组织的管理等。包括韩红在内的明星发起人，目前仍需要依靠自身的财力去维护基金会的运营。而与国家官方级别的慈善机构相比，明星基金会的规模及承载能力也要逊色许多。正如不久前，韩红基金会因无法处理巨大的资金而暂停了捐款通道。



此次舆论风暴的来袭，令红十字会再次失去了公信力。这意味着在日后的公益行动中，将有大量的人群将捐赠渠道从红十字会转移到以韩红为首的明星基金会。届时，明星基金会将如何承载更重大的社会力量，红十字会等国家机构又将如何挽回群众信任，都将成为其接下来所思考的方向。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