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之死:比追责更重要的是—让人说话(组图)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显示，截至2月6日24时，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有31,161例，死亡病例有636例。冰冷是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逝去。李文亮的去世，触动了千万中国人的情绪。此前他曾因提醒该病毒的危险性被警方训诫，后来他被视为一位民间英雄。

34岁的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生前曾因在微信群发出警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而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训诫，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李文亮因此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吹哨人”。

“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李文亮的去世，引爆了舆论场，这是很多媒体人为他送上的挽联。中国民间也近乎惊人地规格（有人在网络形容为国葬）表达了对李文亮去世的哀悼和心痛，有媒体撰文呼吁为李文亮的“造谣者”身份正名。

李文亮去世也触动了官方机构，中国央视在评价李文亮去世一事时称，“李文亮生前曾经经历的某些遭遇，正反映出我们在疫情防控和应对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文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武汉市政府官网发布公告，称对李文亮去世一事“深表哀悼，万分惋惜，对其坚守一线抗疫疫情表示敬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在李文亮去世10个小时之后，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出公告：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民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这无疑是中国国家层面对于社会关切的正面回应。虽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与民意推动下的被动回应。未来可能有人会因此被追责。

回顾李文亮事件的整个经过，真相可能并不那么复杂：李文亮曾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传染病疫情的危险，告诉他的同学和朋友，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却不想因为措辞上的不够严谨——将疫情称为SARS，“倒霉地”成为违法行为；武汉当地警方警方认定李文亮所说的“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给予李文亮及其他7人训诫处罚。当中是否存在问题，还需要官方的调查结果。但武汉地方执法部门的作为，显然与中国社会的期待相去甚远。

从中国最高法院在1月28日在公号发了一篇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评论文章，也能够看出其中端倪。文章指出，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但现实是，中国地方的行政力量，缺乏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种理应保持的宽容态度，更多的是上纲上线和矫枉过正。

虽然中国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警世之言，但也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毛泽东曾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更何况李文亮们所说的是，可能还是事关国人生命安全的传染病疫情，如果当地公安机关能够在处置时多一分审慎，少一分轻慢；当地卫生部门能够以科学和负责的态度进行充分说明，而不是上纲上线到动用行政手段，事态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当然，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简介和眼光，“穿越”回去责难那些公事公办的当事人。最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存在与背后官僚惯性，和执政者的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这是很多人在李文亮去世之后所发的感叹。这句话据称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之口。

我们有理由相信，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危机的绝大部分的讨论和批评，都是对官僚主义的愤怒，是出于国家能更好发展的善意，是希望能在反思中吸取教训——要有制度自信，也要相信自己的人民，对于不同的声音甚至于批评，哪怕再尖锐再不敬，也都应该认真聆听，不能动辄用国家机器和行政力量封上国民之口。甚至，还要有承认错误、反思检讨，并做出改变勇气。

李文亮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活着。

社论：李文亮之死 足以让体制深入反思

为一个人的死写一篇社论，多维新闻是第一次，但我们认为，李文亮值得如此。我们写社论纪念李文亮的死，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反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普通医生，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做了自己职责范围内最普通的一件小事而被警方训诫，最终不幸染病身死被民众封神称为“国家勇士”的遭遇，所带给我们这个国家在制度缺陷和国家治理层面的深刻反思。



李文亮生于1985年，去世前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0日，因为在一个由医生组成的微信群中，以7位患者因不明原因患上冠状病毒肺炎为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可能有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而和其它几位医生一起被武汉警方训诫。被认为是代表了体制喉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等也播出了李文亮等共8位医生“散播谣言”被武汉警方“处理”新闻，并对类似就武汉肺炎疫情在网上“造谣”、“传谣”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

随后，有关肺炎疫情的消息从中国国内舆论和公共空间消失，武汉市不仅未就肺炎疫情向社会发出警示，反而在明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举办多场大型公众聚集活动，直到2020年1月下旬疫情在全国随着中国春节的人流快速扩散爆发，并波及世界多个国家，武汉等国内多个城市封城，酿成一场给人民生命健康与国家秩序、体制信任等带来严重冲击的重大公共危机。

不幸的是，“造谣者”李文亮也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

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

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虽然在官方媒体上只有寥寥数语，却在中国普通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回音，在世界范围内也引发了普遍关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全网送别李文亮的声浪，人们称他为国家“勇士”，并表示要在朋友圈为他举行一场“平民的国葬”。世界卫生组织也发文向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示哀悼，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应对肺炎疫情的所作所为致敬。”在舆论压力和社会推动下，中国国家监察委也在李文亮去世后做出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武汉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关注。图为疫情下武汉街头一幕。（AP）

回顾这场疫情的爆发过程，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我们可以给出几个如果：如果已经进入城市社会的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原始社会吃野味的陋习，就不会让新型冠状病毒从动物向人类之间传播；如果武汉市在得知疫情后能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提醒社会公众注意并在疫情露头之初就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后来疫情的扩散传播；如果体制内有说真话的空间和氛围，决策者能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执政决策而不是以片面的维稳为决策基点，以科学而非僵化的认知处理这场公共卫生事件，就不会有后来的一连串事件；如果媒体监督在这些年不被削弱，制度弹性与网络公共空间管理能体现其必要的包容性，社会警醒疫情的“哨声”不被这些年过度膨胀的警权压制，也不会有这场灾难性危机发生。

所以，李文亮本来可以不死，那些千千万万的病患和死难者本来可以避开这场无妄之灾，这场疫情本来可以不发生，或者就算是发生，也不至于扩散爆发到这个程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是在2003年SARS疫情教训之后，在中国已经崛起并就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发生，这就尤其令人难以置信。

经由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彻底革除那些遗留自原始社会的生活陋习，建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生活方式。2003年SARS疫情是由吃野味的陋习引起，这次更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由吃野味的陋习引起，这些以多少人生命健康为代价的教训，应该足以让那些还保持着原生生活习惯的民众警醒。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与卫生习惯，构成了观察这个国家是否文明与进步的最基本标准，我们一方面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享受着现代经济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很多人的生活习惯还处于极为原始的野蛮状态。这场危机以及李文亮的死固然是官僚主义和制度缺陷的悲剧，武汉市官方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每一个吃过野味的人其实也都有责任，都要深刻反思。

当然，导致这场危机发生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湖北及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弊病，以及中共官僚体系对公共卫生事件和危机管理缺乏科学认知。

这次肺炎疫情发生后，武汉市政府不是及时向社会披露疫情消息，反而将疫情视为“家丑”，动用行政手段，通过警察力量去消除向社会预警的声音。在此期间，武汉市还举行了多场大型公众聚集活动。因为武汉要召开地方“两会”，为了避免疫情影响到“两会”的主旋律和社会稳定，染病人数在会议期间也离奇地“配合”“两会”召开而保持稳定。而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发言也知道，虽然中国政府从1月3日就开始30多次向美国通报疫情，对内为了避免引发社会惶恐的善意考虑却没有发出任何疫情警示，直到习近平在1月20日对疫情做出批示和钟南山发出病毒能“人传人”后才引起警觉。甚至直到中国农历除夕，武汉因为疫情严重封城，社会已经陷入惶恐，当时中央的主基调仍然是在防疫的同时“要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为了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不及时向社会披露真实信息，不遵循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普遍规律应对危机，迷思于“内紧外松”的管制结果反而酿成了更大的危机，催生了更严峻的不稳定状态，成为导致这场肺炎疫情扩散爆发的主要原因。



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图为武汉市一家发热门诊。（AP）

在后期的疫情管控过程中，湖北与武汉市地方政府更是短板尽显，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暴露无遗，几乎每一个决策和每一次露面，都充满了官僚的无知颟顸，引发了公众海啸般的质疑；而应急医疗系统的脆弱，更是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短板和国家崛起的脆弱底层彻底暴露。二者叠加，不仅加重了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痛苦，更放大了社会恐慌，冲击到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在此期间，很多人拿这场肺炎疫情与2003年北京SARS对比，一方面感慨中共没有吸取当年隐瞒SARS疫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国难思良将”，拿王岐山在北京SARS时的表现和湖北武汉的官僚做对比，感慨今天在危机面前中央好像已经无能人可用。

是中国已经无人可用了吗？肯定不是。中国有14亿人民，共产党更是一个涵盖了国内主流精英的超过9，000万人口的精英政党，在这个人才济济的政党内部当然不是无能人可用。对于人们的这个感慨，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在14亿人中，只有李文亮和钟南山能站出来吹响哨声？那些加入共产党和体制的9，000多万精英，在这场危机面前，为什么都失去了向社会发出警醒的能力？为什么一个人才济济的政党，在危机到来时居然又好像无人可用？

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封建文化影响深重的国家，几千年来，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牧民”思想影响，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结构，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谈不上对人民的信任。新中国的成立颠覆了这个封建二元对立结构，共产党将自身定位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代表，喊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重构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成为其法统基础和这些年所宣称的“制度自信”的最根本保证。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那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仍然在困扰着中共，而原教旨社会主义对专政的滥用和对秩序的片面追求，又随着政治向传统回归不当强化了某些官僚的专制情愫。这些年来，媒体监督被某些强力部门不当削弱，社会关切不被体制重视，体制内也因为“不得妄议”没有人敢再发出不同声音。纠正分散主义必须矫枉过正，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又使得决策权力过分集中，各级官僚体系失去了与决策权对称的责任担当意识与行政灵活性。另外，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因为片面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而忽视了社会治理的专业性。这些问题都在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中充分暴露，而李文亮的个人遭遇，更是将体制的专制主义弊病和这些年地方社会治理的失误暴露得淋漓尽致，提醒中共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应该注意的那些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反思导致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不是要否定这个体制。这套体制有其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弊病，封建残余和列宁主义的叠加使得其专制属性尤为深重，一有机会就像癌细胞一样泛滥增生，对于秩序和权威的片面追求经常诱使其不当扼杀必要的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活力空间，使得社会出现结构性政治失衡，制造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制度性悲剧。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对这种制度内在的专制文化与人治成分提出过严厉批评。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这套体制在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适应性，以及它所创造的成绩。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基于国家能更好发展的善意，是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愤怒，否定这套制度既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未必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少福分，而且这套制度设计以及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因为这些年以来的中国的发展成绩仍然相当牢固。就这场肺炎疫情来说，大概也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展现出应对危机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这就是中共所说的制度优越性。对中共而言，我们认为它仍然应该保持制度自信，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人民，要学会用谦卑的心态去包容和聆听那些尖锐而不失善意的批评。中共必须更深刻认识到这套制度的内在弊病，深入反思自身的缺陷不足和这些年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出现的失误。要总结反思，通过展现出制度的现代性来说服人民，挣得认同，而不是空喊“制度自信”；要认识到除了绩效维度，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法治化与去专制化程度，也是衡量其是否现代文明、是否能被人接受的重要标准。

必须认识到，一个不尊重基本事实、不能总结历史教训并坦诚面对自身不足、包容不了批评讨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国家，是实现不了民族伟大复兴的。而这些问题，在这些年是被不断争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中共应该给李文亮在武汉的长江岸边树立一尊雕像，用以时刻警醒自己克服掉身上的那些毛病，以更扎实的心态带领中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

李文亮之死令人痛心，它是一场悲剧，现在我们能看到，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体制也已经开始展现出反思精神。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尽管代价是如此惨痛，而且很多人还在怀疑其反思的诚意和程度。我们当然希望，这场反思能更系统、深入的进行，能为体制的文明进步和国家崛起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几年前，中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并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施政主轴。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在几年前就表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并且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要求，鼓励社会“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就在当下，中共全党上下还在进行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我们希望这些理念不光在文件和学习会上体现，更要在中共的治国理政实践上得到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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