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治愈后再上岗:如果我也怕 大家都不干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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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科护士郭琴，是在1月13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24日、26日，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经专家确认后，27日办理了出院手续。1月28日，出院第二天，她主动申请回到岗位继续上班。

“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我是第一个被感染的，要起到带头作用。如果一直这样担心下去，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如果都像我这样，那谁来上班？你如果先这样做了，大家是不是就觉得不那么恐惧。我也可以像她一样，不害怕。”

郭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在一线，就是有这种风险。”

郭琴今年38岁，已经在中南医院工作15年。1月，她在急诊重症监护室（ICU）参与救治了6位病人，1位重症，5位轻症，至今已全部出院。重症病人是一位55岁男性胡先生，进来时已经呼吸衰竭。医院给他进行了高流量吸氧治疗。后面开始用呼吸机，气管插管。最后上了体外膜肺仪（ECMO）。最终，胡先生在1月28日治愈出院，全网报道——这是湖北省第一例ECMO治愈成功案例。

确诊入院那天，郭琴想起了这位患者。“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展成那样？”住院第一天，她一夜未眠。“监护仪的报警声，每一床在响。还有呻吟声、痛苦声。病人呼叫护士的铃声。治疗车滑行的声音。”

她尤其记得同事的脚步声。作为护士，他们日常职业训练要求“走路要轻，关门要轻，说话要轻”。但那一夜，她听到的脚步声是急促的。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步履匆忙，发出特有的沙沙声。第二天一早，郭琴对着来看望的护士长说，“明心（郭琴同事）昨晚忙了一夜。”郭琴心疼同事，护士长也心疼。

睡不着时，郭琴会看11岁的儿子送给她的书。小男孩不太会表达情感，通话时对妈妈说“我今天给你的书，你看了没有？你不要想其他的，我们交流书就好了”。后来，他逐渐开始表达担心，渐渐也会说，“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以下是郭琴的口述（注：本文电话采访于2月2日晚间至2月3日凌晨）。

❶

“我会不会发展成他那样？”

我是1月12日晚上开始出现发热症状的，体温37.8℃。当时吃了退烧药，第二天，又开始高烧、头痛、四肢酸痛，意识到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赶快联系医院用急救车把我拉走，做CT，显示双肺是“毛玻璃样影”。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后，也是第一时间按照要求，做好防护措施。但肯定无法百分百避免。那段时间工作很忙，我每天只睡5小时，免疫力也会下降。在急诊，风险就是这样的。

发现自己确诊时，我有点紧张、担心。因为我参与过一个重症的抢救。那个患者当时既没有明显病史，又是55岁男性，就身体条件看算是可以的。但是他后来状况不好，出现了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很快，每分钟40~50次（正常值约为20次/分），血氧饱和度就是百分之七八十（正常值约为98%），这是重症的呼吸困难。如果不上支持措施，后面就会越来越衰竭。我们一开始给了氧疗，后面做了呼吸机，插了管，最后上了体外膜肺仪（ECMO），才治好。我想，我担心，我会不会发展成他那样？

我在ICU做护理，需要给每个病人心理支持。特别是现在，没有家属陪伴的情况。我告诉病人不要紧张，告诉他疾病是什么样的，他的用药是什么样的，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他如何饮食。他就心里有数，就不会那么担心、害怕了。

如果是重症病人，不能说话了，我就会用触摸、接触的方式，给予他一些语言的传递，让他镇静。跟他做操作时，他可能不会说话，他也搞不明白，但我还是会跟他讲，“我现在给你打针了”、“我现在给你吸痰”、“你要配合一下，可能有点疼”。就是把患者当成正常人，即使他躺在床上，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工作中的郭琴（来源：新华社 新青年工作室）

入院当晚，我一直输液到凌晨两点，一夜没睡着。发热、恶心，最明显的感受是痛。头痛，肌肉酸痛，还有关节疼痛。我以前感冒也发热、乏力，但疼痛没有这么明显。确实是有不同的，和一般感冒不一样。全身关节都在胀痛，痛到我当时起身的时候，都会有困难。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哪里自己扭到了？我只能尽量不动。晚上，需要用热水袋去敷，不然就胀得没办法睡着。

第二天，我从早上9点开始输液，好几轮，一直输到晚上8、9点，配合一些氧疗、雾化。晚上，也没怎么睡好。作为护士我知道睡眠很重要，我必须睡得好，其他都是辅助治疗，我很了解自己。但我睡不着。

医院以前是我工作的场所，现在我突然转变成病人的角色，有点不适应。第二天晚上，是我自己的一个同事上班。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晚上，监护仪的报警声，是每一床它都在不停地响，还有那种呻吟声、痛苦声，病人的呻吟。然后还有治疗车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它没办法让你入睡。还有特别就是，同事的脚步声。我们以前说作为护士，晚上要尽量不打扰到病人，所以我们走路要轻、关门要轻、说话要轻，这是对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但是穿防护服走路的时候，有那种沙沙沙的声音。而且护士走路的声音，非常匆忙。

一晚上，真的是一晚上，一直到早上。我当时躺在那儿，我就好心疼好心疼。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她一忙下来的时候，当她脚步声停下来的时候，她就站在了我的床边。我可以感受到，她就看着我，但她没有跟我说话。大概有三四次。

她每次一站过来，我就很想，很想哭。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去看病人，也是这样忙碌，是吧？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就觉得，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真的是好辛苦啊。

我也心疼她呀。我想起来帮她，但是没办法。我想我平时像这样上班的时候，当我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也希望有个人一起帮下忙。但我没办法。就很心疼她。

当时我们需要喝水的话，护士需要到外面打水，再送进来。早上送一批进来，我喝完了，我就真不好意思再去找她们。你知道吗？我也想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当他出现状况，他不汇报。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喊我？他说，我不好意思喊你们。那个时候，我一下体会到，为什么病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第二天早上，护士长一来，我就跟护士长说，你知道吗？明心（音）昨天忙了一晚上。我说我听到她那个脚步声，听到所有的声音。我说太辛苦了。护士长她也蛮辛苦，她可能当时感受到我的情绪，我俩都有些难过。

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法，我跟她说我要是好了，恢复了，我就回来上班。

❷

“他渐渐开始说，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睡不着的时候，我会看孩子给我的书。我有一个11岁的孩子，男孩。当时确诊感染时，我给儿子发信息：爸爸很辛苦，你自己可以承担的就要自己去做，尽量减少爸爸的负担。我也跟爱人说，这段时间可能要辛苦你了，好好照顾孩子。有些人说是遗言，其实不是（笑）。我是护士，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评估。但害怕和担心是绝对存在的。

我的爱人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到底怎么了？有这么严重？感冒还需要隔离治疗？要隔离多久，他也不知道。他还以为难道是我没有给他说真实情况。他进医院，看到很多地方封闭，写着“家属免进”，他才开始紧张。我们整个病房，当时用警戒线和临时装置围起来，他给我送东西，都只能在过道之外，很远。打电话给我，我才让里面的人把东西拿进来。



郭琴（右）在医院隔离治疗。（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的孩子，不会特别流露自己的情感。他没有哭。小时候，他经常生病，因为我是护士嘛，有时就在家里照顾他，没有住院。他得过流感，发烧也有三四天不退。他对疾病的过程很清楚。他觉得妈妈看着还好，是不是就是普通感冒？看到新闻，很多病例、封城，他才开始担心。

他也会问我，是不是大家都太紧张了？“我看那个报的病例大多数是轻症，和妈妈症状差不多。”我问他，你怎么都不关心妈妈？妈妈住院了，你不担心吗？他说，“我生病的时候，你不是也照顾过我？你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笑）

我说，你好奇怪，怎么跟其他小孩不太一样？他就会把话题岔开，“我今天给你的书，你看了没有啊？你不要说其他的，反正我每天给你的书，你去看，我们交流书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宽慰我。我看完了他给的书，曹文轩的《火印》，每天和他视频通话交流。

他一直是这样，不会说，会用小男孩的行动来表达。以前，比方说他想我了，他会来问我，“妈妈，你今天上不上班？你今天上什么班？”我一说上班，他就默默走开。我说不上班，他的表情一下不一样，话就变得特别多。其实，他就是想说，我希望你不要上班，我希望你多陪一下我（笑）。

这两天，我在微信上会把我看见的一些感动的事情发给他。比如钟南山院士的一些讲话，还有市民送我们的东西，鼓励的贺卡、花。我说，其实妈妈往前面走，虽然觉得有危险，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市民一直在感动我，我才会一直往前走。然后，他就发了一些哭的表情。他渐渐就会说什么，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啊。

❸

“如果我也害怕，大家可能都不干了”

我觉得我性格上比较坚韧。在住院时，我看了不少书。有同事送来的《内心的冲突》，心理学的，告诉自己怎么样树立信心。还有孩子给的《火印》，他还给了我一本杨绛的。也有同事推荐我看一些轻松的电影，但我自己选择看纪录片。因为我想，我对病毒的认识还不够深。心理、生理是相融通的。加强对一些东西的理性认识，就不会在情感上过度反应。我看了讲SARS、埃博拉的纪录片。

24号、26号，连续两次核酸检测是阴性，专家确认，27日正式治愈。当时领导们让我再休息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我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告诉家里人要回医院上班。



郭琴在护理病人（来源：新华社 新青年工作室）

我爸看到我要走，他说，你就在家休息，现在已经这么严重，不要去了。“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孩子啊、家里人，你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你不上班，地球也一样转。缺了你一个也不是不可以。”我爸说了特别多，让我一定要想清楚。

其实当时也顶了压力。我跟爸爸沟通，风险是会存在，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退缩。最重要的是，我是（中南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当时没有硬性规定，其实你想休多长时间，就能休多长时间，没有谁会说一定得让你去。

那如果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这样想，怎么办？如果我一开始就害怕，不站出来，大家说你看她也害怕，那咱们是不是也不干了？大家都会想要闹，后面都犹豫，我是不是可以不上班。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现实，也很直接。你如果先这样做了，大家是不是就觉得不那么恐惧？我也可以像她一样，不害怕。在这个时候，我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1月23日，我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我其实觉得，做出这种决定，是蛮有勇气，也是对全世界负责任的。我不仅是医护人员，也是我家乡的人。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为家乡做点事情，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我不能退缩。

后来，我爸看到我走了，其实他还是蛮骄傲的。他在家庭群里说，郭琴很勇敢。他呼吁我舅舅、姑妈，都为我加油。

❹

“我来医院上班，刚好是危重症患者出院那一天”

我康复后第一天返工，是警察送我回医院的。当时封路了，一个警察在路边看到我，问我是不是医务人员？我说是。他就直接把我送到医院来了。临走前，他还给我敬礼，说“大家都需要你，你要坚强、加油”。

前几天，我去上班，有一个外卖小哥，他看到我在路上走，就停下来了。我说我要去中南医院上班。他也是说，那我载你吧。其实不远，我走路20分钟就能到。他就用他外卖的车载我去医院。去了也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加油”。然后他就走了。哎，就是很感人，很暖心。

我看到物资陆陆续续送到医院。一些市民帮送饭，早餐、中餐、晚餐，都有市民在送。甚至有小朋友寄的零花钱。有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两碗饭，直接送到医院里。他说，叔叔阿姨，我可能，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小朋友，我用我的零花钱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个礼物不太重，但我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鼓励。他们给我们鼓励，我们就会一直坚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鼓励。



郭琴和同事在救护车前合影（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们科室总共48名护士，分急诊、抢救、手术、输液、急诊病房等。在我的急诊病房，就只有10位护士。我们的夜班特别勤。昨天（2.1晚）我上了一个前夜，晚上7点到凌晨1点。今天（2.2晚）是凌晨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现在（凌晨5:45），有3位护士和我一起在值班。从1.13确诊之后，我从来没回过自己家。现在住在医院提供的住处，步行20分钟，有5位护士和我住一个房间。

其实在ICU里面，生死都是常态，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我最近更容易哭了。除了护士长那一次，还有很多时候。比如我看到物资车，开往我们医院，我看到这些都会流泪。看到小朋友给我们写的贺卡，那些文字。包括不是武汉的，北京、上海、美国的朋友都会发一些信息，特别说到“你们不是一个人，全国人民与你们同在”。我看到这些简单的话，也会哭。

我一共参与救治了6位病人，5位轻症，1位重症，现在都出院了。其实，我们以前也救重症肺炎病人，细菌性、病毒性，只是不是说现在这种。现在更像是在这个病情前加了一个前缀。

28号，我来医院上班，刚好是那个危重症患者出院那一天。在急诊工作那么久，很多东西，我都经历了。有些东西，是可以承受的。没有那么脆弱的，咱们急诊人。 采访：罗方丹、廖文钰

撰文：罗方丹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