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并未“战狼化” 只不过是“战狼回归”(图)

近年來，中國外交官員的言語措辭正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Getty Images/視覺中國）

2019年12月11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大使和丹麦法罗群岛政府官员的对话三度发起提问，询问中国大使是否在谈话中提及要求对方使用华为5G，以及中国是否在与法罗群岛洽谈自贸协定。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先表示该提问有事实性错误，而后表示美国高官满世界抹黑中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威胁，在第三次被追问时则反问“谈还是没有谈到华为，你认为有任何区别或实质意义吗？美国官员、大使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中国华为，难道中国大使同其驻在国官员谈合作的时候，就不能提到中国公司的名字吗？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

时光倒回五个月前，在7月3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香港社会运动提及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的表态，并就此征询中方评论时，发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论作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劳的。”

同样是2019年7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尝试能够成功。玩火的人最终会引火烧身。言尽于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长年度会晤。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有加拿大记者就有关中国人权问题质疑“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现场的中国外长王毅接过话题，怒目回答道：“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对于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外交官的低调谨慎，新一代中国外交官明显正变得愈发敢言。

英国广播电台（BBC）曾于2019年7月17日发文称“中国外交愈趋战狼化”。有人为此眼前一亮，有人则皱眉侧目，但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实。无论是在谈及“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涉港涉台抑或是应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导”，中国的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发言人们正愈发频繁、高调且有骨气地阐述中国立场。









不过与其说中国外交官员愈发“战狼化”，或许更准确的评述是“战狼的回归”，而这还需从中共建制初期讲起。

北京前门煤市街曾经有一个新华饭店，那是一座二层木制的建筑，虽然设施并不十全十美，但在1940年代的北京城里，排场比之更好的也就仅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了。这里也正是1949年新中国外交部设立的报到处。新政权成立后，新政府一个紧要的任务便是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此也亟需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人担任驻外官员。问题在于，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决策决定不留用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实上也少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愿意留任。对彼时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异常稀缺。

当时，中共中央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驻外官员所需要的品质是忠诚、刚毅、能断，那么解放军各部队的将军们不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吗？“将军大使搞外交”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奇景。

在那段岁月里，除了曾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诸如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等一众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将军大使。长年在战场上历经真刀明枪和尔虞我诈的将军们，将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大使身份充分运用到了外交战场之上。在那个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相互挞伐的冷战时代，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1955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国家途中，临时决定应邀访问尚未建交的突尼斯，以“求同存异”精神与突方谈定建交问题。图为周恩来（左二）、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右二）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左一）。（图源：中国外交部官网）

起初，面对来自于华府国会的敌意，中国别无选择地归附于苏联阵营，却也在与苏联的交涉中以自己有限的筹码，力求利益最大化。正是第一代中国外交官们不做半点退让的“战狼式”骨气，令周恩来得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台前幕后的斗争，就印度支那反殖民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舌战16国代表，促进区域冲突的缓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提振新政权的国际威望；也是这份坚持，令国家在必要之时不畏于战，在数次战争/战斗的牺牲和战果，乃至“两弹一星”的军事实力突破之基础上，为维护中国独立发展路线而大胆执行反帝国、反修正的“两个拳头出击”，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乃至在那个国力羸弱的时代，取得了与国力不相衬的政治地位，与美苏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当时中国的外交风格是有所让有所不让、以攻为守的。如果说联合国初创时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凭借国军红军百万将士的奋战、千万黎民的牺牲和世界地缘现实所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0年后进入联合国，赢得“五常”地位，凭借的则无疑是建制初期那一代人所浇筑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奔波于亚非拉欧美国家，敢战敢言又有所节制的“将军外交官”们，无疑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角色。

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军事政治外交基础上，“邓时代”的中国人才得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并最终以历史罕见的数十年长足稳定发展，构建了今天富足的综合国力和完善的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与那个阶段“闷声发大财”的宗旨相衬，当时的外交工作也一直是落实“韬光养晦”，暂且搁置与他国逐渐出现的分歧，确保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友好，在既有国际政经框架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有需要第二代外交官们收起“战狼”的狼性，展现强大的忍耐力与亲和力，即便发生诸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即使中国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国民批为“没有骨气”，被带有侮辱轻视意义的“送钙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从于彼时的国家发展需求。

因此，当今日人们审视中国外交官，认为其正愈趋“战狼化”，实则是以第二代外交官为标准，认为当代外交官员正偏离既有轨迹。但事实上，中国外交传统一直都有“战狼”传统。而今天的“画风突变”，事实上也是在顺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改变。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