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倾心相爱的美国伊朗,如今为何倾力相杀(组图)
四十年前，伊朗的青年学生冲进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将馆内所有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人质危机是美伊关系史上的极端转折事件——之前干柴烈火的缠绵，一转眼就变成了怒目相向的互斫。在美国和伊朗长达百年的关系史上，从倾心相爱到倾力相杀，最终都决定于世界大势风云变幻下彼此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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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的1971年10月12日到16日，伊朗国王巴列维举办了一场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奢华的庆祝派对，为了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
经过知名设计师打造，37公里长的真丝在大沙漠中建起来一座豪华帐篷之城；顶级的巴黎马克西姆餐厅歇业两周为来宾提供美食；附近新建一座机场，以供来宾的私人专机起降；负责接送的车是250辆红色加长奔驰。有喷泉，有从法国凡尔赛进口的树，有从外国进口的五万只鸟——虽然许多因为无法适应沙漠的巨大温差而死掉了。
来宾包括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和女儿安妮公主、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南斯拉夫的铁托、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印尼的苏哈托……
三天之内，十八吨食物流水般供应上来，包括2700公斤牛羊肉、1000公斤鱼子酱，绝大部分食品来自法国。来宾总共喝掉了2500瓶1911年的香槟，还不算另外几千瓶法国红酒和白兰地。
伊朗古称波斯。1935年，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汉将国名正式确定为伊朗，沿用至今。虽然在公元642年，波斯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由此变成了穆斯林的天下。但礼萨汉和巴列维父子两代人的共同使命，就是将伊朗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度。
巴列维既要展现波斯文明的灿烂悠久，更要彰显在他统治下经济腾飞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场派对耗资2200万美金，放在如今接近2亿。派对当时通过电视向全球直播，许多一脸兴奋的伊朗孩子注视电视，却被脸色铁青的父母关掉。因为在伊朗，当时还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列维每一秒的炫耀，都是民众心里一把带血的刀。
时至今日，伊朗90%以上人口都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虽然伊朗后来被蒙古人统治，又为英国俄国等殖民国家占领，但伊斯兰教一直是伊朗国教。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伊朗世俗化的进程开始加快。1925年，通过政变而上台掌权的军人礼萨汗·巴列维，被授予伊朗君主的地位。当时伊朗北部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南部被英国所控制，而礼萨汗的目标，是要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依靠世俗精英富国强兵，使伊朗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礼萨汗的上台，是伊朗现代化的开始。
跟所有的政治强人一样，礼萨汗具有极其强悍的意志和信念。他实施了政教分离，建立了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和教育体系，并明确要求推行伊朗社会的世俗化进程。1934年伊朗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教师和女学生在公共场合穿戴传统的从头到脚的罩巾，两年后更扩展到其他妇女。礼萨汗不仅要求德黑兰大学实现男女同校，而且让自己的妻女以身作则、不戴面纱出席男女混合的公共社交场合。在当时的德黑兰，警察甚至会去撕扯掉那些遮住妇女脸颊的面纱。
但礼萨汗的改革阻力比凯末尔更大，因为伊朗的开化程度远不及土耳其，宗教势力却犹有过之。礼萨汗既重用支持世俗化的知识分子，也尽量与宗教集团达成妥协以减少阻力，也以军队无情镇压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和外来势力。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瑞士留学，给未来的一国之主增加西方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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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萨汗一开始就想借助美国的力量以抗衡英国在伊朗的势力，但当时的美国对介入伊朗事务兴趣不大，于是礼萨汗转而与英国苏联的公敌纳粹德国越走越近。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英国和苏联联合出兵，在48小时内就击败了礼萨汗的军队并逼迫其退位。但因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善后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最终相互妥协让君主制继续存在，王位也落到了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身上。
而美国此时也开始转变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因为二战证明了石油能源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而伊朗不仅地处波斯湾这样的重要战略位置，也是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石油贮量大国。1942年，第一批美军登陆伊朗，两年后驻军高达3万。因为石油，伊朗成了英、苏、美三国博弈的角力场。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苏、英于二战后分割世界势力范围的大格局已经敲定。此时冷战的苗头已经浮现，所以美国先联合英国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毕竟这么“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又无力抵抗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的国家，决不能留给对手。
但撇开英国就要麻烦一些。当时伊朗国王虽然是巴列维，但实权掌握在民选的摩萨台政府手中。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之下，摩萨台首相强力推行石油国有化、拒绝英国维持其在伊石油特权，恼羞成怒的英国向美国提议通过政变颠覆摩萨台政权，而这一举措正中华盛顿的下怀。
1953年8月，英美情报部门共同策划、美国主导的政变迅速成功，民族主义的摩萨台政府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英美扶持的国王巴列维。
如果美国不予干涉，伊朗任何派别的势力即便再加上英国都不足以推翻摩萨台。但回到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傻眼了，对手从棘手的摩萨台换成了更棘手的美国人——美国才是英国在伊朗最大的利益争夺者。虽然心怀不忿，但因为实力不逮，英国最终于1954年在美国和伊朗的联合施压下作出妥协，从此伊朗石油资源的主导者变成了美国。
被美国抬上权力最高位的巴列维，从此义无反顾地选择美国为唯一的大腿；而美国也开始向巴列维提供经济军事教育的全方位援助，使得巴列维的独裁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双方对此都很满意：典型的双赢局面。
但他们都忘了：伊朗民众没有忘记他们支持的摩萨台政府，是如何在美国的干涉下消亡的。美国成功地在伊朗这个国土面积排世界第十六的国度里，亲手埋下了最初的反美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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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在表面上看来，美国和伊朗却正如胶似漆。
缺钱？美国有钱。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提供了7亿美金的经济援助。缺枪？美国有枪。除了武器装备之外，美国还帮助巴列维建立国家警察和情报组织。1957年，巴列维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全程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倾力参与。在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希望伊朗能成为中东攻防苏联的桥头堡，因此必然会为巩固巴列维的亲美政权出力。
但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之外，意识形态也是美国关心的焦点。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一方面既要伊朗铁心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又希望巴列维把伊朗引向更开放更现代的光明之路。美国要求巴列维剔除腐败、加速改革，尽快平息伊朗国内日益不满的反对声。
于是1963年，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改革计划出台，并在全民公决中得到了99.9%的赞成票。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加快土地分配进程、为城镇工人提供更多的救济金、削减军队规模、大规模扫盲以及提高妇女权益。在四年后颁布的《家庭保护法》里，法律在结婚、离婚和子女监护权的问题上进行了多项改革，对男子的一夫多妻制和随意离婚等传统权利也实行了限制。
虽然经济总量一度冲到世界第九，但巴列维的改革并不成功，根源或许在于措施虽好但执行得太走样，而取得的成就跟得到的抱怨相比又太微不足道。在一个一半人口都是文盲的国家里，想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达到德国和日本的发展程度，无异痴人说梦。
土地改革不仅没有让佃农获利，反而招致了宗教社团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以往的土地利益因改革而受损。发展现代农业，使得大量只知传统耕作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带来的谋生艰难使得怨声载道。而在新政实施过程中的弊政和寻租，更是一言难尽。
最终巴列维政权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推行白色革命，就越引起不满；而要保证措施继续得以推行，就必须越加强国王的专制独裁。议会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了摆设；十二年间的首相都是平庸而听话的同一人胡韦达；1975年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国王领导的复兴党成了伊朗唯一的政党。至于媒体宣传，更是不可能有反对声。
而越是如此，就越引起伊朗人的不满和怨恨。巴列维对此的反应是：让萨瓦克把异议者都抓起来，该拷打拷打，该处决处决。
虽然白色革命遭遇巨大压力，但巴列维仍然要展示伊朗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平息国内不满，也为争取国际支持，他举行了那一场极为铺张的宏大庆祝。虽然通过出售石油赚得金元，但用在购买美国军火上的比改善民生上的钱更多。因此派对越奢华，中下层民众所滋长的不满和愤怒就越蔓延。
忍无可忍的伊朗人期盼救世主出现，而道理很简单：既然糟糕的现状是由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造成的，那么谁反对国王最坚决、仇恨美国最彻底，谁就是伊朗人民的大救星。这个角色，确凿无疑属于被巴列维流放到国外的伊朗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穆萨维·霍梅尼，他称那场派对为“魔鬼节”的言论收获了许多民心。
04
礼萨汗改革的时候，霍梅尼就已经是世俗化坚定的反对者。1963年当巴列维刚开始推行白色革命之际，霍梅尼就已经开始坚定反对给予美国人以治外法权的举措，因此遭到巴列维的逮捕和流放，此时他已经年过六旬。
十几年白色革命下来，少数权势者和投机者以及国王本人，通过石油价格的起飞聚敛了大量财富，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却进一步加大。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涌入，更引来传统宗教界的强烈抗议，认为正是西方文化导致了伊朗的国将不国。
当时的德黑兰街头，化妆和身着牛仔裤的女性比比皆是，在橱窗前挑选鞋子的表情也与其他西方国家几无二致。男女不但合校，而且可以在街边公开野餐而不用佩戴面纱。女性可以公开发表言论，可以自由恋爱，可以跟男人一样拥有选举权。在霍梅尼眼里，正是巴列维提倡的这些背离伊斯兰原教旨的行径，造成了伊朗的堕落和腐败。
“欧洲圆礼帽是伊斯兰教的耻辱”，男女合校“毁灭了纯洁和男人的阳刚之气”，流行音乐“制造了色欲和混乱”……霍梅尼认为要拯救伊朗，当务之急即是以伊斯兰教来净化伊朗，回归传统的、女性只见面纱不见面目的伊斯兰社会。虽然身居国外，霍梅尼却是伊朗国内巴列维政权最强大的对手。
此时国际形势对于巴列维而言也雪上加霜。油价的上涨对于产油国是福音，却遭到了以美欧为首的石油消费大国的强烈抗议。油价的分歧，是造成美国伊朗蜜月破裂的关键因素。七十年代末美国联手沙特促成了石油的减价增产，对美国自己的利益固然是利好，对于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巴列维政权却是临门一脚。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以换取外汇维持经济的巴列维，1977年元旦刚过就向心腹哀叹：“我们破产了。”
虽然意含敲打，美国对伊朗最大的诉求仍然是巴列维政权的稳定，这样才最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虽然号称最重视人权的卡特政府入住白宫，美国却从没想过放弃巴列维。对卡特上台抱有改变伊朗现状幻想的反对派，很快就失望了。在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伊朗，美国已经失去了除巴列维本人之外所有的信任。此时伊朗3300万人，有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过一半不满20岁。
火药桶就要爆炸，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白宫的汇报是：在伊朗看不出有局势突变发生政变革命的可能。卡特在欢迎巴列维访美的国宴上表示：“由于有巴列维的伟大领导，伊朗是世界上一个比较多事地区中的稳定岛屿。在地球上没有别的国家……在规划我们共同的军事安全方面同我们更加密切地合作。”
然而该来的始终要来。1978年8月19日，国王电影院发生火灾，大门被人锁住、消防队姗姗来迟造成超过400人被烧死。尽管纵火嫌疑人被捕，但萨瓦克策划此次悲剧的说法几乎瞬间传遍了全国，几乎没有人相信不是国王所为。9月8日，两万伊朗民众聚集在亚拉赫广场举行示威，遭到士兵开枪镇压，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反国王的风潮已到达最高点。人们抬着被士兵枪杀的年轻人遗体从医院里出来走向公墓，此时如果有一名因为癌症而死去的老者遗孀在旁，只要问明老者并非保王一族，人们就会安慰遗孀“没问题，他也是英雄”“国王是凶手，让他血债血偿！”然后下一刻遗孀就会加入呐喊的人群，“国王是凶手！”
11月5日，德黑兰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暴乱，大部分商业区被焚烧和抢劫。此时伊朗军队中不但出现逃兵，还有士兵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保王派长官。当巴列维意识到自己一度牢牢控制的军队也开始离心离德的时候，恐惧开始让他为自己寻找退路。而且晚期癌症已经在折磨他的身体，衰朽和药物都在蚕食他的判断力和控制力。
美国呢？美国高层此时为巴列维吵翻了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主张坚决支持巴列维，尽一切可能维持其统治；国务卿万斯主张放任自流静观待变。结果就是随着事态演进，美国最终决定放弃巴列维，转而第一时间向霍梅尼示好。不奇怪，欧美国家在君主政府或专制政府倒台时，通常都会选择与新兴政治势力合作。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在美国的催促及霍梅尼的呼吁下逃往埃及避难，还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半个月后，年近八旬的霍梅尼坐上了巴黎飞往德黑兰的航班。在飞机上，虽然可以坐头等舱，他却将它让给了记者们，自己却坐到了地板上。他曾对美联社记者表示：
“个人愿望，年龄，和我的健康，都不允许我在现行制度倒台后，在国家管理中发挥作用。”
即将食言的霍梅尼在万众瞩目下回到了阔别16年的伊朗，望眼欲穿的伊朗民众盼回了他们的救星。在动荡加剧的年代，温和渐进的政见无人问津；越是慷慨激进、声嘶力竭，越能博得大众热血沸腾的拥护支持。虽然霍梅尼口口声声宣布他不会执政，但一旦他要顺从民意，也已经没有任何人的声望足以与他抗衡。
革命就像一辆自行车，什么时候轮子不转了，就是它倒下的时候。于是巴列维下台那天，伊朗举行了历史上据称最为声势浩大的庆祝。渴望革新的伊朗人把巴列维扔进了垃圾堆，期盼好日子的伊朗人把霍梅尼抬上了巴列维原来的位置，他给出了教士不干政和自由平等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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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如期而至。10岁的伊朗女孩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发现从1980年开始，不管愿不愿意上学必须戴上面纱，以及必须与男生分开上学。伊朗所有的双语学校都关停了，因为那是西方的玩意，而关于伊斯兰教的学习内容最终占到了所有课程的一半。
玛赞父亲的朋友希尔马克和缪森从萨瓦克的监狱里被释放了。他们曾经经历了严刑拷打，中央情报局培训出来的打手知道怎样可以让人感觉最痛苦。他们往人的嘴里填满垃圾、拔人的指甲、用电熨斗烙人。希尔马克和缪森回想起他们的狱友，只能庆幸自己在六七年监狱生活之后，还能活着走出萨瓦克的监狱。
然而不久之后，缪森在自己家的浴缸里被谋杀。希尔马克的姐姐在他的寓所里被杀死，他自己混在羊群中爬出了伊朗边界。如果巴列维时有三千名政治犯，如今就有三十万名。从前的革命者，大都成了新兴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眼中的死敌。
玛赞的母亲在路上因为没戴面纱，在路上被两个原教旨主义者攻击，他们说你这样的女人都应该被顶到墙上强奸，然后扔到垃圾堆里去。电视上也宣称，妇女的头发会散发使男人兴奋的光泽，如果不戴面纱更文明，那动物就比人类更文明了不是吗？所以不想被男人伤害，就自觉戴上面纱。
所有的大学都被关停了两年，保证课本经过仔细检查和修改，确保下一代不会偏离正途。复课之后，大学里男女上楼的楼梯必须分开，确保男人不会去偷看女人的屁股。
这正是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理想国。他废除了君主政体改成共和政体，伊朗的国名变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为共和国制定宪法，宪法里规定他为国家最高领袖，集政权和军权为一身；他成立了伊朗革命卫队，一名叫苏莱曼尼的农民后代成为了他500人核心卫队的一员；他打压了立场更为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马达里（Shariatmadari），保证他的激进措施能坚决贯彻不走形。
霍梅尼废除了巴列维时期的《女性家庭保护法》，强制要求妇女必须遮挡头发，严禁抽烟喝酒；查出几乎一切西方书籍和影视；将女孩的法定婚龄降为九岁；不允许已婚妇女在普通学校上课；号召革命卫队和教徒打砸破坏一切带有西方标志的酒吧、咖啡馆和麦当劳。
霍梅尼当时并不是没听到异议声。在制定宪法草案之时，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伊斯兰温和派系和提倡政府不受宗教势力控制的少数派进行了激烈争论，一度让霍梅尼以原教旨为核心的宪法草案看似危机重重。然而当人质危机爆发的时候，宪法的快速通过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979年11月4日，一拨激进的伊朗学生攻打并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将63人扣为人质。看上去似乎是一次出于爱国的自发行动，但种种迹象表明事前经过周密策划。不仅负责保卫大使馆的革命卫队不见踪影，而且学生们轻车熟路地就准确知道了对他们有利的重要文件在哪里，快得连大使馆都来不及完全销毁。霍梅尼不但表扬了学生们的行为，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进去。
此时伊朗的巴扎尔甘政府正和美国努力沟通，力图使美伊关系不致变形得太离谱，而美国也很乐意借助伊朗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但视美国为魔鬼的霍梅尼不按常理出牌，使出扣押外交人员为人质这一令国际社会瞠目结舌的部落时代招数，不但迫使巴扎尔甘政府辞职，而且同时断绝了美国试图与霍梅尼修好的一切可能。
在军事营救人质行动失败之后，美国总统卡特更是闹得灰头土脸，在紧接着的美国大选中完败于里根。而作为反美当仁不让的革命导师和民族英雄，伊朗再没有任何人能挑战霍梅尼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不满？要不就忍着，要不就设法离开。
玛赞就离开了，她后来移居去了巴黎，写了一本书《我在伊朗长大》，记录了她曾在伊朗亲身经历过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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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不满足于在本国的说一不二，他的雄心壮志是输出革命，支持号召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起来掌权。而这一点，让逊尼派掌权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很是不爽。对伊朗怒发冲冠又不能直接进攻的美国，更是乐于看到有人出来收拾霍梅尼，虽然明知萨达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支持对象。
伊斯兰革命之后，忠于国王的许多优秀军官被清洗，新成立的伊朗革命卫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交替阶段。因为去西方化和人质事件，没有西方国家对霍梅尼的伊朗有好感。而雄心勃勃的萨达姆一直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于是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开始突然对伊朗进行空袭，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
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成了两伊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军火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支持，一如当年对巴列维的支持。除了核武器之外，双方使用了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一切常规和非常规武器。
年满十三岁的伊朗少年被视为未来的战士，年满十三岁就被禁止出国了。许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少年们都会拿到一枚镀金的塑料钥匙，被告知如果他们参战而且有幸牺牲，钥匙将把他们带到充满数不尽食物、女人和珠宝的天堂。
于是无数的少年被组织起来手挽手集体冲向伊拉克的雷区，为装甲部队前进而清空路线，一度让伊拉克的重机枪手都不忍扣动扳机。
戴着钥匙的少年们一车一车被拉往前线，他们大多都成为了烈士。
萨达姆低估了伊朗的抗击打能力，1982年伊朗已经反攻到了伊拉克的国土上。伊拉克提出休战，但霍梅尼不愿意。战时虽然一切都吃紧，但为他提供了清除异己最好的机会。一切持不同政见者，不是美国的卧底，就是伊拉克的奸细。在保卫伊朗的大旗下，一切都情有可原，当然也包括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处决。
而视伊朗为死对头的美国，一开始就极力阻止其他国家卖军火给伊朗，并在1984年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但1986年世界却惊奇地发现，美国不仅与伊朗的“邪恶政权”有所接触，而且还通过以色列卖给伊朗2000枚反坦克导弹，这就是令全世界哗然的“伊朗门事件”。
颜面扫地的白宫招致国际国内的强烈不满，总统里根一开始矢口否认，最后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宣布对此负责。为了急于表态，美国海军朝伊朗的海军舰艇和石油钻井平台发动了攻击，以示出售武器完全是意外。但“伊朗门”也给后来的美国总统划了一道红线：对伊朗强硬比妥协更接近政治正确。
当伊朗的外交储备完全被战争耗尽、霍梅尼意识到最终战胜伊拉克已经不可能时，他非常不情愿地签订了停战协议。八年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两败俱伤，双方将近一百万人伤亡。最后伊朗和伊拉克发现，谁都没有笑到最后，但他们都各自宣布本方获胜。尤其霍梅尼，更是借开战之机，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原教旨主义统治。
对于伊拉克军队的损失，阿拉伯国家的死对头以色列很开心；而伊朗军队本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力，如今整个国家的街道几乎都是用烈士的名字命名。无数的伊朗母亲们，坚信自己死去的儿子在天堂里幸福地住上了五星级酒店。战争狂人和战争贩子一手导演了两国之间一场毫无收益的战争，一无所获的代价却要两国的人民去承担。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既然选择了萨达姆和霍梅尼，伊拉克人和伊朗人除了接受之外，并没有其他选项。
再英明的领袖也会死。1989年6月3日，八十七岁的霍梅尼去世，第二天他选定的接班人顺利接任，也就是掌权至今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尽管白宫第一时间声明“随着他的离去，我们希望伊朗将向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角色迈进”，但如果哈梅内伊不是像霍梅尼一样坚定的反美派，他就根本无法获得霍梅尼的任命。
07
然而新人毕竟有新气象，同时上台的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也是著名的温和务实派。而且美伊关系反正已经足够冰冷，因此缓和一点也算进步。
而此时国际局势变动剧烈。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加上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朗的对外战略都在进行重大调整。海湾战争爆发时，伊朗坚决地选择了站队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一方，而不是与伊拉克一起共同发动“圣战”对抗美国，拉夫桑贾尼视后者为自杀之举。萨达姆无悬念地战败后，伊朗成为了波斯湾地区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却几乎带不来多少收益，因为这里有美国。
解放科威特和苏联的倒掉，使美国的声望大增。美国成功在马德里促成中东和会的召开，将以色列和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各方破天荒第一次聚集起来谈判解决冲突。但和会本身却对伊朗的地缘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一旦以色列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公敌，那作为波斯人的伊朗无疑会成为下一个共同防范和对抗的目标。所以德黑兰公开质疑美国的用心，而愤怒的美国也视其伊朗为中东地区和平的障碍。
1993年，克林顿政府将伊朗列为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并在其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制裁。1997年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倡导伊斯兰教精神和西方文明成果并重的他，一上台就摆出了示好的姿态，例如表示当年的人质危机“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2000年经过各方努力，克林顿和哈塔米自1979年以来首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
但两国多年积累的恨意，并非几个人共聚一堂就能缓解。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哈塔米，都遭到了国内强硬势力的诘难。尤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表示绝对不能和美国以色列发展关系，因为这会损害前领袖霍梅尼的革命成果。即便在911事件发生后伊朗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对暴行的谴责，并在美国进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问题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合作，也依然对两国关系于事无补。2006年辞职后的哈塔米无奈感慨：“美国和伊朗的问题在于，双方的误解已经太深。”
接替哈塔米的是内贾德，当年的德黑兰大学学生。而当时经历被扣押的人质表示，内贾德是攻占使馆学生的核心成员，虽然内贾德本人予以否认。
此时更令美国感到伊朗威胁的，是伊朗的核电站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期，伊朗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开始建设核电站，而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决不允许伊朗像朝鲜一样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伊朗发展核事业除增加自身威慑力之外，也确实有能源领域的需求。随着石油价值的回落、能源用量的增长，伊朗已经从一个能源出口国变成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在经济制裁持续的情况下，只有发展核能，才能节省出更多的石油以换取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美国制裁伊朗越狠，伊朗就有发展核能的需要。
内贾德上台后重启了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引来华盛顿一轮又一轮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而对其核设施实行突如其来的军事打击，以彻底终结伊朗拥有核武的可能，早就是从美国高层到世界媒体推演了无数次的可能。虽然雷声大，但伊朗的核事业一直没有发展到令华盛顿觉得必须动武的地步。
但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并不意味着双方对彼此的厌憎有所减少。奥巴马在任时的“阿拉伯之春”，令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多个国家局势大变，同时促成了伊斯兰国ISIS在中东的兴起。伊朗对此自然是严密防范，毕竟早在1995年，美国众议院就公开通过了颠覆伊朗政权的议案。
而比奥巴马更为强势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在中东对伊朗的遏制有增无减。1月3日对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堪称近年来美国对伊朗最严厉的打击。美伊关系瞬间成为全球热点，特朗普和哈梅内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捕捉和放大。美国和伊朗的爱恨，远远没有即将结束的迹象。
08
如果以为以上篇幅能代表美国和伊朗近百年来的纠葛真相，无异大错特错。所有一切，都是世界能看到的表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真相，但更多看不到的美伊纠葛，还藏在冰山之下。
伊朗和美国相爱相杀，核心无非只为了一件事：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决定对外政策的根本要素，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只能排在国家利益之后。许多看似处于意识形态的争吵，核心都是利益之争。美国不乏出于核心利益的缘故、与跟自己标榜的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国家交往的的先例；跟伊朗经济贸易往来最密切的国家，也并不一定是伊斯兰占统治地位的政教合一国。
国家利益受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和伊朗从陌生到熟悉、从蜜月到决裂，二战、冷战、能源危机和苏联衰退是影响更彻底更深远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和伊朗并非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国家，彼此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国际因素和他国关系的制约。
除此之外还有政客个人的主观意愿因素，例如特朗普击杀苏莱曼尼，究竟有多少是公开宣布的维护美国人在中东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又有多少是出自被民主党弄得焦头烂额后提升选民意愿的考量？毕竟特朗普已经以最明确的方式，反击了民主党关于他在中东问题上手软的批评。而伊朗飞向美军基地复仇的导弹，也是足够精确地造成了零伤亡。
然而双方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伊朗只是最大的政教合一神权共和国。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实力毋庸置疑，伊朗仍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地下的国度之一：童婚猖獗、男权至上、没有在公开场合穿泳衣的权利。当一个国家的一半人口被区别对待时，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潜力和上限会高到哪里去。欧美国家大多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戴面纱的伊朗顺风顺水就能抵达终点？怎可能。
然而当今的世界，一发而动全身。万里之外的三枚导弹，二十四小时内就能震动世界。伊朗的利益受损所连带的后续影响，并不意味着跟万里之外的普通人一定无关。相比无来由的得意，自省或许是更明智的举动。重温美国和伊朗的百年纠葛，目的无非是为了再次引起提醒：国家利益是国家决定对外政策及如何自处的最关键因素。
何况如今媒体大众看到的一切，不过只是事件真相最基本的轮廓。真相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为世人所知的部分，都一定远少于不为人知的部分。
参考：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
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
吴成《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四百天》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
玛赞·莎塔碧《我在伊朗长大》
杨道金《巅峰博弈 : 马哈姆德·艾哈迈德·内贾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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