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崇拜这位古人？从这本书中找到治国之道？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引用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句古语。新华社专门发文解读，讚扬商鞅改革令国家富强起来。（汤森路透）

　　作者：余杰

　　《习近平用典》一书收入习近平引用的明朝首辅张居正的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读过《商君书》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源于商鞅的思想，是着名的「商鞅难题」。

　　习近平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写的文章，没有点名地引用了商鞅的「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的名句，并解释说，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引用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句古语。新华社专门发文解读，讚扬商鞅改革令国家富强起来。

　　二零一七年，中国再度上演一九九六年排演的话剧《商鞅》。话剧将商鞅打造成「忠于国家，利于人民，打击权贵，为奴隶寻求解放的民族英雄」。话剧中，商鞅临被处死前还公开反抗天命，称「商君虽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败；商君虽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后，秦王朝一统天下！」

　　习近平崇拜商鞅，但以他的文化水准，未必读得懂《商君书》，他最多能读懂御用文人帮他翻译的白话本。习近平说的「法」，不是法治之法，而是法家之法；不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的「公正裁判」、「义务对等」、「契约应该履行」、「损害应予赔偿」等具有「普遍性」的、「合乎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要求」的法律价值和原则，而是商鞅所说的「以法赏罚之，以术操控之，以势威吓之」的、专门对付老百姓的严刑峻法。

　　要瞭解习近平为何崇拜商鞅，为何喜欢引用《商君书》，就需要先来瞭解商鞅（商君）为何许人也，《商君书》是一本什麽样的书。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相当负面，「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看到秦孝公的求贤诏后就去秦国，受到秦孝公重用，通过变法让秦国崛起为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军事强国，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帝制时代，《商君书》是天下第一禁书，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因为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君主治国手段的厚黑权谋从原则目标到细枝末节，全都阐述得头头是道，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读《论语》根本无法治天下，读《商君书》则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难怪皇帝不准其他人读。那麽，习近平能从《商君书》中找到什麽治国之道？

　　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搏：评法批儒

　　习近平学毛泽东，毛泽东学商鞅，所以习近平直接学商鞅。

　　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搏是发起「评法批儒」运动，高举秦始皇和商鞅，也就高举自己、捍卫文革。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毛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既然毛是神，为何连接班人都选不好？毛的身体日渐衰残，不愿死后被鞭尸，故而奋起一搏。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痛斥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触了毛的痛处。毛一定要为暴秦正名，也为自己的专制合法性正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说：「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会见杨振宁时说：「我们郭老……在《十批判书》裡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八月五日，毛对江青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发钱光培的《读「商君书」》一文，介绍《商君书》如何批评儒家思想，并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加以分析，称「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八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谈到报刊上对韩愈全部否定，但细读韩愈文章，发现韩愈颂扬管仲、商鞅，与儒家思想不合，倾向法家，应在文学史上给韩愈一定地位。一九七六年年二月，毛泽东写信答覆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这是毛去世前给外界的最后一封信。而这场名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直到七个月之后毛死掉才告终。

　　一般民众无法理解「评法批儒」幕后的玄妙。学者赵越胜指出，「评法批儒」运动的实质，是毛试图重振文革的旗鼓。将林彪与孔子捆绑在一起批判实在是匪夷所思，「批林批孔」的背后玄机是警告周恩来不要借批林而批左，翻文革的案；而「评法批儒」运动中，对儒法两家的评判，反映出毛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取捨。在毛的心目中，讲仁爱宽恕的儒家，是反动的；讲强君弱民，以权术酷法治人的法家，是先进的。天下苦秦久矣，而毛决心延续天下的苦难。

　　一本《商君书》，习近平将其作为建立取代美国的中华秩序的「武林秘笈」。（汤森路透）

　　当时，在海外的新儒家人物如唐君毅等人撰文反对毛的批儒，他们不明白，评法批儒不过是毛开展党内斗争的一个手段，更不明白毛的法家，是西方化的法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模式，掺上中国式的权谋，即毛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确实是「两头真」，其晚年与青年时代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青年时代，毛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获得满分。毛在文章中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国国民之愚也，而歎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歎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毛更讚美商鞅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馀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一生的所作所为，实践了商鞅「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毛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商鞅主义者。

　　所谓「辱民」，是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毛让人民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为敌，大家都不是人。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

　　所谓「贫民」，是让百姓生活在赤贫之中，除了生存必须之外，没有任何富馀的粮食和财产。商鞅取消商业，把土地没收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是为政府打工。毛泽东更将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没有任何管道和办法搞到生存必须品。而且，没有商业，私有财产不受保障，不论怎麽苦干，人民总也富不起来。

　　所谓「弱民」，是不能让人民强大，特别是不能在思想和精神上自由与独立。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人民只是，就有了力量，君王的末日就到了。唯有缺乏安全感的民众，才会对君主产生强烈的依附感。毛时代，民众一穷二白，自愿为奴，不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毛泽东服务。「弱民」或「愚民」是共产党的统治的秘诀。

　　鲍鹏山：商鞅是闯入中华的人间魔鬼！

　　中国不是没有明白人。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数十年的学者鲍鹏山，虽然拥有体制内的身份，可以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水浒传》，却不能讲《商君书》，因为他对商鞅的看法与习近平截然对立。他痛斥说，「商鞅是闯入中华的人间魔鬼！」更坦言：「在中国历史上，居然有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能力，并且这种政治主张、政治能力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非常广泛的、长时间的使用，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悲剧性的事情。」

　　鲍鹏山分析说，《商君书》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柱，也是秦统一六国的理论基石。《商君书》有五大要点：第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儒家让君子充当道德模范，让君子带小人，社会往上走；商鞅的思想则相反，他要以奸治民，用现代说法就是「痞子为王」、「特务治国」。

　　第二，一教，就是国家只有一种教育。统治者不是不让人民不受教育，而是让人民只能受一种教育，只能接受一种定论。教育由官府全面垄断，不许民间有「私学」，教育是官家的洗脑工具，而不是开启民智的视窗。

　　第三，剥夺个人资产，造成无恆产、无恆心的原子化的社会。这样，所有人都必须靠国家吃饭，在国家之外，既找不到工作机会，也无法从事生产活动。劳动者本人沦为国家的资产和国家的奴隶。

　　第四，辱民、贫民、弱民，以利于君主统治。商鞅将国家的强弱与人民的强弱对立起来：国家必须强大，人民必须卑弱；若人民自强，国家就衰落。商鞅想方设法让人民处于愚蠢、孱弱、穷困的境况中，君王就可以如臂使指地驱使和控制人民。

　　第五，杀力，即发动战争。战争对统治者有两个好处：首先，率先发动战争，使战争在别国国土上打，既破坏别国的经济，又杀死别国的有生力量；其次，战争让本国豪强之民成为炮灰，剩下的全是听话的民众。毛泽东将国民党投降军队送入韩战的绞肉机消灭掉，就是受其启发。

　　总而言之，《商君书》最关键的思路是：国家只要一种民，即生产与战争的机器。老百姓平常是农民，为国家生产粮食；一旦有战争，就上战场，全民皆兵。这就是商鞅所说的「耕战之民」。国民只做一件事，就是「农战」。

　　商鞅提出了一种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比马克思和希特勒早了差不多两千年。鲍鹏山认为，经过商鞅改造的秦国成为「虎狼之师」，在七国之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六国失败了，六国老百姓也失败了，但秦国的老百姓成功了吗？秦国本国的老百姓最惨，「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战陷即全家为奴」。刘邦攻入咸阳，召集秦国老百姓，讲了六个字，「父老苦秦久矣」。这一句话让秦国百姓个个热泪盈眶。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裡拴着人头。《商君书》之《境内第十九》是士兵奖励细则。该细则以人头数量作为奖赏标准：「其战……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统计，秦国成功动员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百分之一，希腊人仅仅百分之五。有人从《史记》中统计，秦国名将白起的军队用斩杀、活埋、沉水等方式消灭了敌军一百五十万人。鲍鹏山感歎说：「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麽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他进一步质疑说：「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麽『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麽『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麽悲惨的血泪时代。」鲍鹏山批评和反驳的「某些人」，包括习近平及其御用文人，所以他的这些言论在中国被禁了。

　　法家不是法治，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统治术。（汤森路透）

　　秦晖：「编户齐民」的法家之制

　　更深入地揭示商鞅和法家的黑暗与邪恶的，是历史学者秦晖。秦晖曾被《南方週末》评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南方週末》如此评价说：「秦晖是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读他的着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十二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在《实现了大国崛起的秦朝如何对付老百姓》一文中指出，古代中国，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而且在人口数量和领土扩张方面表现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秦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韩非，以他们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国的理论基础。法家明确地说过：秦国的强大，是以百姓的软弱作为条件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关键，商鞅在《商君书》有篇文章题目是《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对百姓的蔑视毫不掩饰，他说：「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须先征服百姓；想要打败强敌，首先要打败人民。他又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法家认为，为了治民，统治者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秦晖分析说，从商鞅到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从来不去论证君王要怎麽做人民才会拥护之。他们认为，君王为什麽要让人民拥护呢？君王是要让人民害怕，让人民不能反抗，让人民绝对服从。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历代专制王朝都崇尚这种政治哲学，所以中国不可能出现英国的《大宪章》。

　　秦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像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这是传统吏治积弊的文化根源。其特徵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法道互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故事的结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后死在自己制定的制度上。在秦国内部斗争中失势后，商鞅仓皇出逃，跑到一个地方想住旅店。旅店老闆说，你要拿出官府的证明来，才能入住。商鞅说，我要住店，你怎麽不接待呢？老闆说，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没有官府的特许是不能乱走的。商鞅长歎一声，没想到亲手制定的法令却害了自己。商鞅全家被公开处决，他本人受了五马分尸的酷刑。成语「作法自毙」就是用来形容商鞅的下场。

　　秦晖用以古讽今的方式告诫痴迷《商君书》、隔绝于现代文明的习近平说：「强国，固然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民所追求的目标，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可以既不是强国，也不是大国，但一定要是现代化国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错！但是，国家兴亡，匹夫先要有权，有权才能有责。权责需要对应。」习近平当然听不进去这样的逆耳忠言，一路走到黑，走向商鞅或者秦始皇的命运。

　　王飞凌：法家专制的「天下帝国」秩序

　　《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一书的作者王飞凌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美国对外关係委员会(CFR)成员，他的这一着作受到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高度评价：「作者观点的陈述和论证是如此的周全彻底，极为高超，任何想要谈论中国模式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凭藉其启迪性和创新性的论点，本书是瞭解和研究中国模式之意义和影响的理想读物。」王飞凌使用的「中华秩序」这个概念，比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韧性威权等更准确地描述出中国的本质——中华秩序就是秦汉秩序。

　　王飞凌的「中华秩序」这个概念比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韧性威权等说法更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的本质。

　　王飞凌指出，秦帝国是东亚第一个「天下帝国」或「世界帝国」，它的出现是原本作为列国之一的秦国实施法家变革后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先秦列国都实行过以争霸为目标的变革，但唯有秦国将此种激进变革坚持到底——虽然商鞅本人及其思想传人韩非、李斯等人都在权力斗争中「不得好死」，但他们的思想在现实政治中得以实践。商鞅式的政权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宏大事业，把一个地处边陲、落后而弱小的秦国，打造成超级大国和霸主，进而消灭六国，建立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具有某种普世性的帝国。

　　一本《红楼梦》，人人解读各不同。鲁迅说过：「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本《商君书》，同样也是如此，读者从各自所爱来各取所需。习近平企图建立代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中华秩序」，《商君书》便成了他的一本「武林秘笈」；王飞凌则从《商君书》冷酷而粗率的文字中，发现了这个强有力的威权-极权政体所信奉的关键法则：「使用各种残酷的武力、诡计（包括发展秘密线人），诱发出人们的贪婪和恐惧，以碾碎、征服、剥夺和操纵民众，同时摧毁和销蚀所有的社会政治组织（除了帝国等级制度本身）和道德伦理（除了对帝国的忠诚）；以故意剥夺、压制、虐待甚至奴役人民的方式，发展、动员和集中所有资源，以无限扩大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利用各种资源聘请专家人才，包括积极招募和收编外国人，甚至对手；不惜以金钱收买腐蚀，使用诈术离间、甚至谋杀手段，无情摧毁所有的国家内外敌对势力。」这个愚民、牧民的法家政治手册骇人而有效，在现实政治斗争层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法则，正是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真正信仰，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们，花在研究此类古书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马列着作。

　　学者赵园在《非常年代》一书中指出，文革兴起，流行的是民众之间互相揭发举报与「自我批判」（「自污」、「自诬」）。「请罪」的对象本应是神袛，文革中则是「党和毛主席」。赵园评论说：「日常性的检查、思想彙报之类……不一定大砍大杀，只消一点一点地凋琢，令你就范，使你失却了自主思考、表达的能力。这种细密的功夫，应当算作当代中国的发明，虽有传统渊源，却更是『创造』，或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及。」而她所说的「传统渊源」，当然就是《商君书》、《韩非子》之类的法家思想。

　　法家当然跟法治无关，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统治术。从二零零二年张艺谋讴歌秦始皇的电影《天下》问世，到二零零八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享受「万国来朝」的荣耀，再到二零一九年习近平在中共建政七十週年的阅兵大典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神情，如此一路走来，商鞅和秦始皇终于取代了马克思和列宁成为中共帝国的神主牌。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着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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