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香港不太好” 抗议颠覆了这里的生活(图)

长达数月的骚乱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催泪瓦斯、街头涂鸦和交通中断。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



　　抗议活动导致香港陷入越来越难预测的动乱状态，750万香港居民在焦虑中被迫做选择——孩子上学走哪条路最安全，要不要取消婚礼，要不要离开香港。

　　人们紧张而愤怒：有些人针对暴力抗议者，而大多数人则把矛头指向没能解决危机的政府。

　　环顾香港，自动取款机被围封，交通信号灯遭破坏，连原本准点率极高的港铁也变得不稳定。人们减少外出社交，取消特别活动，搁置种种计划。学校停课数周。夜生活冷清，再加上商业活动骤减，商店和餐馆员工纷纷失业。政治争论让家庭聚餐笼上了一层阴云。人们的谈话往往以“小心”结束。

　　有时候，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富人们仍旧一边闲谈，一边享用100多美元的午餐；私家司机闲坐在特斯拉和宾利车里，等着接送老板。人们依然在集市讨价还价。然而，几乎没有哪个街区能逃过催泪瓦斯的毒气侵袭，躲过警察和抗议者间飞掷的燃烧瓶。

　　数百人受伤，6,000多人被捕。不同机构的估算差别很大，但人们普遍相信，公共设施损坏造成的损失总计达数百万美元，销售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这场针对香港当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抗议活动前景不明，香港市民不禁发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许多人担心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实行威权统治的中国，香港本是一片脆弱的自由绿洲。

　　去年6月开始的示威活动主要集中在政府办公楼附近的中央商务区。到了7月，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市的居民区，进行时间也从周末延伸至工作日。

　　示威活动由一项引渡条例的修订草案引发，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而后者的法院以几乎100%的定罪率著称。9月，该草案被撤回，但抗议者并未停止活动，并要求获得更多民主权利，建立更完善的警察问责制。

　　从前的香港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市民们习惯在逼仄的公寓外度过大部分清醒时间，在通宵营业的面馆和无处不在的7-11便利店里流连。

　　如今，夜晚变得沉静，街道空寂无人。有人在墙上喷漆涂字，而他们所涂所写又很快就被掩盖。垃圾桶被抗议者拿来充作路障，在街上已经难得一见。

　　骚乱的后果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当催泪瓦斯散去，这座高楼耸峙、机遇无限的繁华都市在港人眼中就变得陌生了一点。


　　“被困于此”

　　8月初，示威活动波及了快餐店员工Mei Mui。她与朋友在冲突激烈的深水埗区吃点心午餐。一名女性朋友责怪Mei Mui穿了黑衫——这是抗议者的标志色。

　　“你会被攻击的，”Mei Mui记得朋友如是说，“拜托，你能买件新衣服吗？”此后她再也没穿过黑衣。

　　数周后，Mei Mui的不安转为惊骇。她在地铁站乘坐自动扶梯时，正碰上警察朝着她的方向追赶示威者。示威者向警方投掷雨伞和垃圾。

　　Mei Mui赶紧蹲下，免得被击中。“我的心跳得很快，”她说。后来她搭地铁时总有些不安，但为了工作，她不得不鼓起勇气面对每天运送数百万乘客的公共交通系统偶尔出现的混乱。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被困在这其中，”她说，“不知道还要多久。”

　　Mei Mui大约20年前从大陆来到香港，她同情年轻的抗议者。“未来是他们的，”她说，“他们在为这个战斗。”

　　9月底的一个周日，示威者在沙田（香港最大居民区）的一个商场唱着他们的主题歌，同时高喊口号。在歌声与抗议口号交织而成的背景声中，购物者们在附近的Zara和苹果门店进进出出。

　　现年70岁的出租车司机Sunny Fung和妻子正准备去吃自助午餐，两人决定先去看看。站在中庭，Sunny Fung和下面的示威者一起呼喊：“香港人！加油！”传递鼓励的信息。他从未参与过这样的公开抗议活动。

　　夫妻俩在餐厅坐了没几分钟，百叶窗就关上了。Sunny Fung和妻子用手机观看外面示威活动的现场直播。与其他香港居民一样，他们早已习惯了各种突发事件。

　　示威者从商场里搬出东西堵警察的路。最后，防暴警察和商场员工要求餐厅里所有的人离开。Fung夫妇匆忙回家，幸运的是自己还算安全地在餐厅里享用了一顿午饭。“生活还得继续，”Sunny Fung说，“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10月1日国庆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公共假期）全城爆发抗议活动后，46岁律师Wong Man和两个儿子取消了社交活动计划。

　　Wong Man说，她和朋友吓得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地铁站以及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商店遭到破坏。有人纵火。一名18岁的示威者中弹受伤。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推行《禁止蒙面规例》，数日后暴力事件再次激增。地铁系统关闭，惊慌之下，许多民众开始囤积食物。

　　Wong Man说自己原本对政治并不是特别关注，但6月引渡条例修订草案引发大规模集会以后，她变了。她说自己支持和平游行。但随着示威活动升级为暴力冲突，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城市里的囚徒。看到示威者袭击车辆及司机的视频，她感到十分担忧。

　　虽然上下班时基本不会经过抗议区，但她还是在车里放了一个板球拍。她还为家人报了武术课程。

　　Wong Man 13岁的儿子乘地铁上学。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浏览新闻网站，“像个侦探一样想弄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试图预测儿子上学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

　　Wong Man和丈夫决定送已进入青春期的大儿子去寄宿学校读两年书。随后再把10岁的小儿子也送去。

　　“我从没想过香港会变成这样。我了解的这座城市，大家彼此尊重，愿意倾听不同的观点。”她说，“现在政府不作为，警察左右为难。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生活停摆

　　11月，由于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红磡海底隧道被关闭。 这条繁忙的行车隧道连接着香港岛（政府和中央商务区的所在地）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区。

　　31岁的英语家教老师Kiki Chan花了一年半时间筹划自己的婚礼。婚宴原定于11月底举行，有600名宾客受邀参加。

　　婚礼前两周，抗议者和警察在香港多座大学校园爆发激烈冲突。Kiki Chan的婚礼场地就在其中一所大学附近。

　　她和未婚夫担心宾客的安全，于是商量推迟婚礼。她说，她不能明知外面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一边高兴地说“我愿意”。

　　两人把婚礼推迟到次年春天，然后都哭了。“我知道，我的婚礼不能和香港现在经历的一切相提并论，”她说，“但我还是很难过。”

　　她的起居室里堆满了装着婚礼饰品、派对礼物和人造花的盒子、袋子。新人的戒指也好好地存放着。

　　11月原定举办婚礼的那天，Kiki Chan在区议会选举中投出了自己的一票。当晚，泛民主派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这次选举结果被视作选民对现任港府的指责。

　　“在我心里，”她说，“我的家乡还有希望。”

　　由于婚礼和其他活动纷纷被取消，Ng Cheuk-nam的工作变少了。63岁的他在香港住了一辈子，是一名音响师。

　　他对抗议活动持同情态度，而对政治僵局感到灰心。他说不相信政府能够解决紧张局势。

　　Ng Cheuk-nam难以入眠，他醒着躺在床上，想着独生儿子的前景。他催促做空调技术员的儿子在中国政府镇压前离开香港。

　　但儿子不愿离开离婚后孤身一人的Ng Cheuk-nam。

　　“我只希望他能自救，那我就安心了，”Ng Cheuk-nam说，“我老了，承受得起。但他还要考虑未来。”

　　64岁的Amelia和59岁的Mercy是香港38万家政帮佣中的一员。和大多数同行一样，她们通常一周工作六天。

　　这两位女子二十多年前从菲律宾来到香港。 她们几乎每个周日都会做弥撒，然后和几十个菲律宾同乡一起在公园聚餐。

　　她们的餐食有菲律宾传统美食阿斗波（通常是腌制鸡肉）和潘契（菲律宾面条），这些食物总让她们想起家乡。吃完饭，叙完旧，她们有时还会跳舞。

　　距离她们最后一次聚餐已经过去数月。住在城市另一边的朋友担心，如果路上出了麻烦，她们就没法回家了。Mercy说，现在她们周日只能吃麦当劳的快餐。

　　要是生活没法恢复正常，Amelia没准会辞工回菲律宾。“这座城市怎么变成这样？”她问道，“怎么会持续了这么久？”

　　中央舞台

　　在香港，许多人将彼此分为支持抗议者的“黄丝”阵营和支持警察的“蓝丝”阵营。而中立人群自称为“绿丝”派。尽管持中立态度，但“绿丝”有时还是面临左右为难的处境。

　　Jenny Wong自认为属于“绿丝”。这位32岁的合规专业人士从小在香港长大，她说自己理解抗议者的出发点，但她希望停止暴力行为。

　　Jenny Wong关上电视，免得看到相关新闻。遇到餐桌上有人谈起示威游行，她就借故离席。

　　一有风吹草动，公司就让所有员工提前回家。那段时间，Jenny Wong经常参加越野跑，以此逃避城里发生的事情。

　　Jenny Wong说，说错话的代价很高，她发现自己开始做自我审查。亲蓝的丈夫对抗议者大喊大叫时，她和丈夫争吵了起来。

　　Jenny Wong说，五年前那波抗议活动发生时，她随口说了一句警察别无选择，只能镇压。这句话冒犯了一个朋友，两人从此再也没说过话。

　　现在不管别人对动乱发表什么观点，她都点头赞同。

　　反对示威者的路人遭到攻击。其中一人被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火。支持抗议活动的人也遭到拳脚甚至持刀攻击。“采取这样的极端态度才是社会分裂的原因。”亲绿的Jenny Wong说。

　　她相信香港的韧性。Jenny Wong和丈夫准备要孩子，两人希望香港的高房价下跌后能买套房子。然而动荡的时局给她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云。

　　“我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里，婚姻幸福，又刚刚升职，”她说，“但香港不太好。”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