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面孔+京片子 这个北京长大的洋孩子的经历可不一般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尔•卡斯特罗等6位国际友人颁授了友谊勋章。最后一个上台受勋的，是104岁的伊莎白•柯鲁克。

当天，牵着母亲的手，始终陪伴在伊莎白身边的，是68岁的二儿子柯马凯。他以一袭中山装亮相，令所有人眼前一亮。伊莎白也身着传统中式上衣。柯马凯说，这样的着装代表了他们与中国深刻的渊源——他们都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国家。

“我喜欢北京，喜欢北京人。”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柯马凯，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和朋友一道创办了著名的京西学校，至今仍活跃在推动中外民间交往的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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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荣耀

伊莎白年事已高，授勋前一天的9月28日，柯马凯自己和其他荣誉获得者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彩排现场，一个小伙子走到他面前说，“我叫孙宁，给总书记当翻译好几年了。我是北外毕业的，在北外期间连续几年都得了柯鲁克夫妇奖学金。”



柯马凯在家中接受北京日报采访。王雅贤摄

孙宁一番话让柯马凯备受感动。

“我一听，哎呦，我父母早就退出教学了，但好像还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呢。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虽然不是我父母的学生，但他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还是受到了我父母那个奖学金的褒奖，反正我特别得意。”

柯马凯用地道的北京话，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家族中最先来到中国的，是柯马凯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是加拿大传教士，在成都相识、结伴，并在那里兴办教育，创办了弟维小学和蒙台梭利幼儿园。母亲伊莎白1915年就出生在成都。柯马凯说，4岁的时候自己还不会说英语，第一次见到姥姥姥爷，就发现他们说的是一口四川话。



1918年，柯马凯的太姥姥坐在成都乡间的独轮车上。右边是柯马凯的二姨，怀里是三姨。

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伦敦的犹太人，也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西班牙认识了白求恩，1938年来到中国。伊莎白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1942年，和大卫•柯鲁克在英国结婚后，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伊莎白夫妇再回到中国已是四五年之后。1948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央外事学校在河北获鹿县成立，伊莎白夫妇前往工作，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1948年，伊莎白夫妇在获鹿县南海山村的中央外事学校。

1951年，迈克尔•柯鲁克，柯鲁克家的第二个男孩，也就是柯马凯，就降生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第三文化人

初见柯马凯，都会惊讶于他西方面孔和地道北京话的奇妙组合。柯马凯兄弟三个都在北外家属院长大，他小时候上过幼儿园的那座平房现在仍然保留着。在院子里遛弯，他时不时会碰上同样年近古稀的发小儿，看到孩子们踢球也凑过去踢上两脚。

“北京就是我的家。”青少年时代的柯马凯短暂回英国和加拿大上过学，除此之外，他儿时的记忆和经历与那个年代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其他人并没有太大不同。谈起这座自己出生、成长、生活的城市，柯马凯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我喜欢北京人。我觉得北京人特别淳朴、热情。”

柯马凯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带从英国来的表姐去胡同里转，走到一户人家，大门敞开着，里面一个大妈看见他们，立马就招呼他们进去看看、喝口茶。时至今日，北京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在京西学校给学生上课，他说他最擅长讲的也是北京。



1964年，柯马凯和崇文小学的同学在一起。这年暑假，柯马凯去了英国。

“北京出生，北京长大，干脆让他们就在家里说汉语。”这是伊莎白夫妇的意思。柯马凯6岁才开始学英语，22岁起赴英国、美国学习、工作。

“我的英语没有地方口音，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听我说话像英国人，而英国人会纳闷儿，问我是不是南非、新西兰的。”柯马凯在美国呆了七八年，当汉语老师。

“我挺随和的，爱跟人交际。我不是很喜欢美国，主要是文化原因。中国街上随便一个老头儿兴许还聊聊伊拉克怎么回事儿呢，但美国很多老百姓对美国以外的事，对国际大事不太关注，光喜欢棒球、橄榄球，跟他们感觉没什么聊的。”

“汉语相对流利的外国人很多，但同时也能写作、看报的不多。”柯马凯说，他们兄弟三个都是“双语双文化”，“就是不光会说，还会写、会看、会思维。”



1960年，柯马凯（右）和兄弟在北京动物园。

“西方有人专门做过研究，把我们这种境外出生、跨文化的人称作‘第三文化人’——既不完全属于父母的文化，也不属于早年生活的文化，而属于一种‘第三文化’。第三文化人大概有三分之一离不开他们的出生地，三分之一会选择回到父母的祖国，还有三分之一怎么都行。正好在我们家几代人都得到了验证。”

1988年，柯马凯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没有离开中国。他的哥哥柯鲁在中国和国外的时间各占一半，弟弟柯鸿冈20多岁后定居英国。兄弟三人的选择，几乎与母亲伊莎白和她的两个妹妹如出一辙。



1968年，柯马凯（后排中）和哥哥柯鲁（后排右二）在井冈山。前排的老太太是红军家属。

“原则上不出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柯马凯一家这样定居在北京的外国人数量很少，家中的孩子大多和普通北京孩子一样，上的是北京的公立学校。但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增加，很多都是短期逗留，亟需能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国际学校。

柯马凯继承了父母关注乡村和教育的志向，1990年前后曾作为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专家在甘肃、宁夏等地参与扶贫项目。对在京外国人的子女教育问题，他自然深有感触，也十分关切。1994年9月1日，他和几位朋友联合创办的一所专门面向外国人子女的国际学校开学了，这就是著名的北京京西学校。



京西学校

美国人白思南是联合创办人中的一位。白思南的丈夫是柯马凯的发小儿，据柯马凯说，两人一岁就认识了。“我这位发小儿是中美混血儿，他和白思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就有中西结合的教育需求：上中国学校好还是上外国学校好呢？”另一位创办人孟何东是柯马凯的英国老乡，在北京生活的她同样不甘于让孩子只在西方教育模式下学习。

“我们这些朋友都觉得跟中国有缘，不想照搬英国、美国的学制。中国是文明古国，外国孩子来了，哪怕呆个一两年也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决定在京西学校的教学中突出中国的语言文化，大纲选择国际通用的。”

京西学校选用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在教学理念方面，京西学校注重实践，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柯马凯经常带学生到农村、工厂、社区，带他们去看福建的土楼，去内蒙古草原骑马，让学生实际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原则是不出国。学生本身都是外国孩子，了解其他国家的机会多得是，要优先让他们了解中国。”



柯马凯（右二）和京西学校同仁在一起。

一手参与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国际学校，但柯马凯的孩子和孙辈跟他一样，就读的都是北京的公立学校。柯马凯告诉记者，京西学校大部分是在京外企人员的子女，还有五分之一父母是外交人员，都属于短期来华。像他自己的家庭这样定居中国的，大都为子女选择北京的公立学校。

“我们这样的至少都是‘双语双文化’，有的是‘多语多文化’。以我自个儿的孩子为例，我们之间交流有时候说汉语有时候说英语，根本运用自如。如果上国际学校达不到这个效果。”

当之无愧

习近平总书记授勋那天，柯马凯穿着中山装，胸前还佩戴了一枚三角徽章。柯马凯说，他的姥爷就喜欢穿中山装，自己这身中山装是他前些年在凉山布拖县参与扶贫的时候买的。徽章是“工合”的徽章。“工合”的全称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由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柯马凯是现任主席。

柯马凯说：“工合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我妈是‘老工合’，1939年就认识艾黎了。”像艾黎一样，伊莎白夫妇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的乡村研究和建设事业中，出版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等学术著作。“我80年代从美国回来，我妈就把我拉进工合了。我关注乡村，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的脱贫事业，是全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

特殊的家世，让柯马凯从小就和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等知名国际友人相熟。采访时柯马凯穿的一件毛衫，就是爱泼斯坦生前穿过，由他的遗孀黄浣碧赠给柯马凯的。柯马凯解释道：“我们西方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朋友去世了，带着他的遗物，穿着他生前的衣服，就觉得老朋友还在。”



柯马凯（右一）与母亲和朋友们在一起。

2019年年初，听说伊莎白将被授予友谊勋章，娘俩荣幸之余，也很快想到了那些曾经的老朋友。

“我妈说，那么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怎么给我呢？我们联想到好多事儿。和我妈同年出生的工合元老英国人乔治•何克30岁就走了；还有爱泼斯坦他们也是同龄人，都为中外友谊做了好多事。我们就觉得这个荣誉其实是属于那么一代人的。”

“当天那就甭说啦，太感动人了……一起得友谊勋章的有俄罗斯的，有古巴的，有亚洲的，有非洲的，有欧洲的。小时候我们老说一个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次我觉得这句话又应验了。”回忆起授勋当天的情景，柯马凯的视线投向了窗外，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其实我觉得当之也不愧。我妈几十年如一日，工作特别地认真，在战争年代也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中国人民的事业。在四川的时候，日本人轰炸；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冀鲁豫边区也有一定危险。解放后受过一些挫折，但她从不发牢骚，对中国的感情一直是真诚的……”



柯马凯和母亲一起遛弯。104岁的伊莎白仍然能自己推着轮椅走路。白波摄

68岁的柯马凯仍在每天不停奔走，足迹遍布国内外。

“我这个人闲不住。我的工作履历，工厂里干了5年，教书30来年，扶贫搞了5年。现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合，去了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印度，考察国外的合作社是怎么办的。还有就是国际友人、民间外交这一块。”

“小时候我爸就老说，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西方人，柯马凯感叹道，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基础教育普及到大量的人口，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这都是中国人民坚持自己道路的结果。

从白求恩、埃德加•斯诺、伊莎白夫妇，到柯马凯，无数国际友人把他们全部的精力献给了古老的东方国度。柯马凯说，他要继续工作，继续见证属于中国人民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这里是中国，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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