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单亲妈妈携35美金赴美:从清洁工干到硅谷(组图)

华人在洛杉矶 0

1986年4月25日,上海直飞洛杉矶的航班徐徐降落。35岁的四川女子阿萍孤身一人,拎着一口破旧的箱子走下飞机,她的贴身口袋里只带了35美金的钞票,相当于她在国内工厂近两个月的工资。那一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 : 3.45。

80年代初期,能出国者依然寥寥,阿萍家是当地那个小城第一户移民家庭,也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波大陆移民——

亲属移民。

01.你改变了我对大陆人的印象

作为50年代出生的女性,阿萍的命运注定坎坷艰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还未读完,她就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当地农村插队,而后又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砍柴、挑粪、施肥、插秧、垦荒,修路……

这一期间,因为外公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被抄家、挨整、批斗,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道不尽的泪……

好不容易熬到知青大返城的政策下来,年近30岁的阿萍才得以调回原籍,顶替母亲,在四川省某丝绸厂当了一名女工。

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从台湾赴美定居的舅舅特意从大洋彼岸来信寻亲,她们一家起初还担心再来新的一轮运动,这层“海外关系”会遭揭发和清算,甚至不敢回信,直到形势风平浪静,才放下心来。



▲ 中美建交大事记(图片来源:洛杉矶华美博物馆)

“我父亲在文革中就去世了。1980年,我母亲以探亲身份来到美国,后来,与一位台湾籍老兵结婚,拿到绿卡后,就以亲属移民的方式,先把我弟弟和我申请出来。”

来到美国后,阿萍与母亲和弟弟欣然重逢,却也顾不上太多的嘘寒问暖,因为大家在都忙着为生计奔波。

“我妈妈虽然有绿卡,有身份,但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朋友,她在洛杉矶海边一个台湾人家里做管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推荐到另一个台湾人家里做管家。”

“说好听点叫管家,其实就是24小时住家保姆。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带他们家小孩,他们对我指手划脚,监视得很严,没闲下来的功夫,我觉得挺压抑,试用期还没过就提出辞职,求我弟弟再给找份工作。’

弟弟其实只比她早来美国1年,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汽车旅馆当差,于是,也只能介绍她去汽车旅馆做清洁工。

“做清洁工比当管家自由,我每天给旅馆整理床铺、清理房间、打扫厕所,这活脏点,但有下班的时间,有自己的空间。我记得一个小时挣3.3美金,是美国最低的工资标准,但我还特别开心。因为在国内,我当女工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70元人民币,也就是20美金左右,在这里,一个月至少能挣700美金。” 

“我做事勤快,老板对我印象很好,想让我长做。不过我做了半年以后,就开始想,清洁工完全靠力气,我已经35岁,又是女人,以后年纪大了,做不动怎么办?既然我这半年手头已经攒了点钱,应该学点手艺活,为自己留条后路。”

80年代的大陆移民女性,正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的写照,来到美国往往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去中餐馆,就是去制衣厂。而这也正是阿萍在掂量的选择。



 ▲ 《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初来衣厂(图片来源:剧照)

“我不懂英语,去餐馆做服务生未必应付得来,但衣厂不需要英语,还能学点技术。刚好,我妈妈在罗省唐人街的朋友想转租房子,我听说那里中国人多,华人衣厂也多,没准能碰碰运气。”

“我跟台湾老板辞职,老板拼命挽留我说:‘阿萍,你是我旅馆雇的第一个大陆人,我以前觉得大陆人捧着铁饭碗生活,好吃懒做,但你改变了我对大陆人的印象。你别走。’但我还是坚持要走,老板就说:‘你什么时候要想回来,我都欢迎!’”

02.唐人街华人也有地域歧视

1987年,阿萍来到洛杉矶华人云集的Chinatown。

七八十年代,洛杉矶唐人街一带的华埠制衣业蒸蒸日上,小型衣厂比比皆是,多为台湾或东南亚过来的老移民开设。大都没有正式的招牌,就是一块纸牌或木牌歪歪斜斜钉在门上,多以老板姓氏冠之,诸如“张生衣厂”、“李氏衣厂”……散落在风尘仆仆的街道上。





▲ 当时的洛杉矶衣厂地址(图片来源:1975-1976年罗省华人商业手册目录)

“我租的房子其实是小阁楼,一个月250元美金。我刚把行李放下来,房东就敲门来收房租,房东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老华侨,他会点国语,就跟我聊了聊,突然间就问我:‘姑娘,你想做车衣服么?要不到我的衣厂试试,就在楼下。’我就问,‘车衣服容易学吗?’他说:‘你这么年轻,有什么学不会的!’我一听,就决定跟着他做事了。”

从那天开始,阿萍去到楼下的“余生衣厂”,一做就是8年。

衣厂是流水线作业,单针、双针、锁边、剪线、缝合……工序环环相扣,其中单针的技术含量最高,运用最广泛,阿萍决定学单针。

说是衣厂,其实就是小作坊,大房间里摆放着二三十台机器,二十多个年龄不等的女工,一人操作一台。没有空调,没有用餐区,没有休息区,破旧的大风扇呼啦呼啦的吹,空气污浊,噪音刺耳。



▲ 当时的洛杉矶华人制衣厂(图片来源: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

“我倒不觉得衣厂工作环境有多差,我年轻时,下过乡,插过队,哪种苦没吃过?这里算什么?我只担心自己是新手,做不好。刚开始真是手忙脚乱,有几次不小心,手指头被机器轧到,血哗哗流,那我也得咬紧牙关挺下来。”

“衣厂是按件计酬,每件大概半块到1块美金,第一个月,我才挣了145美金,连交房租都不够。手上全是伤,想哭,但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再难还是要坚持下来。”

第二个月,阿萍的技术开始熟稔,挣到了600美金,第三个月,阿萍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速度越来越快,挣到了800美金,令所有的女工开始对她刮目相看。

随后,她发现同事们下了班依然大包小包的将衣服带回家做,她也不甘落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省吃俭用攒了1800美金,买了一台最时新的全自动衣车,下班后继续在家做活,直到夜深人静。在衣厂的头5年,她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平均每个月挣1500美金。

在阿萍看来,最难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当时,整个车厂,除了少数女工是香港和台湾来的,其他都是广东来的,说的全是广东话,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内陆的地方,广东话一句也听不懂。这些广东人喜欢扎堆抱团,很排外。刚开始,我出活慢,她们笑话我;后来,我做活又快又好,她们又嫉妒我,说风凉话。我这才醒悟过来,不要以为唐人街都是华人就不会孤立你,拉帮结派还是很严重。”

“厂里有个广东女工,叫马姑娘,是专门做锁边活的,仗着自己资格老,在厂里面跋扈的很,一般人都怕她,暗地叫她地头蛇。她看我刚来,常常欺负我,比如我这部分的单针活做完了,传给马姑娘做锁边,她就会故意磨磨蹭蹭,让我等好半天。我是一忍再忍,最后,有一天被惹急了,我跟她大吵一顿,最后还是老板出面调停,她再也不敢惹我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为了改变自己势单力薄的处境,阿萍决定拉近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她做得一手好菜,经常主动招呼其他女工分享自己精心准备的午餐,慢慢地,也就和她们熟稔起来,到后来,阿萍居然能够完全听懂广东话。

正如《北京人在纽约》中台湾女工秀梅对郭燕所言:“你们大陆人,太能干了,也太能吃苦了。”

03.为了孩子,我只能忍

阿萍工作能力很强,但情感却颇为坎坷。

她赴美前认识了一个国内的男子。此君仗着英俊外表和殷勤言语令她倾倒,两人发展了好几年的跨国恋。没想到,等到阿萍为他申请到绿卡,来到美国后,才发现他是个花花公子,到处寻花问柳,夜不归宿。

然而,阿萍后悔已晚,她有了他的孩子,他却远走高飞,杳无音讯。

“这个人太绝情了,就是冲绿卡来的。欺负我不会英语,偷偷到美国法院提出离婚,又故意把地址写错,不让我收到判决书,等婚离了半年我才知道真相。十几年来,连孩子赡养费也从没给过。我曾想过报复他,甚至杀了他,但我要坐了牢,孩子怎么办?

是的,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为了孩子,她必须更努力,更坚强。

“儿子是剖腹产生的,因为没有医保,我心疼每天八百元的住院费,坚持产后第二天就出院,还故意扶着点滴架走给医生看,其实,我已经痛得不敢喘气。”

“才出了月子,我就开始干活,经老板批准,从厂里领货回家做,这样,才能工作孩子两不误;孩子三个月大时,我就训练他自己吃奶,孩子七八个月大时,我买了学步车让他在里面呆着,然后用布带子把学步车栓在衣车上,我在旁边做活。有一次,拴学步车的带子松了,孩子连人带车从楼梯摔了下去,满脸是血,我又是心疼,又是自责。”

作为单亲妈妈,她已经够难了,但还是有人落井下石。

“有一天,老板走上楼来,跟我说:‘阿萍,你以后能不能还是回到楼下做活?’我一听,没明白,他这才直说:‘有些工人到我面前提意见,说你多拿了货藏起来在楼上做,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但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你还是回厂里做吧。’”

“我当时心都凉透了!她们就是嫉妒呀!我一个单亲妈妈,还养着孩子,挣得居然还是比她们多,凭什么?肯定不是因为我手脚麻利,而是偷偷摸摸藏货了,我真没想到,平时见面,她们都是阿萍长阿萍短的打招呼,背地里,这么损,打小报告。”

“我就忍住眼泪问:‘老板,我可以去厂里做,不过,我的孩子怎么办?’老板也有点为难,最后他说:‘要不你还是到楼上做,但每一件都做完了,你才可以拿新的货,一件都不能少。’我就答应了。”

“因为我也不能辞职去别的衣厂,拖着个孩子,找个家门口的工作并不容易,为了孩子,也只能忍!”

这是阿萍衣厂生涯中对她触动最大,也伤害最深的一件事,即使多年后提及,心中依然隐隐作痛。

04.直到今天,我才感觉真正进入美国社会

孩子一年年长大,阿萍再怎么精打细算过日子,各种开支还是越来越多,可工厂的活却越来越少。

那时,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美加强贸易关系合作后,美国的制衣商们发现中国的人工成本比美国本土低廉太多,为了争取到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润,零售商纷纷将订单转移到海外工厂,美国本土的服装制造业一落千丈,而受冲击最大的当属那些比较低端的华人小制衣厂。

“订单少了,活少了,老板着急,我也着急。我是衣厂里唯一一个单亲妈妈,如果失业了,别的女人或许还可以靠丈夫养活,而我,还有我的孩子那么小,没人可靠。我得自己想办法。”

“过了段时间,同厂有个女工悄悄跟我说:“阿拉米达(Alameda)七街新开了家衣厂,是个美国的名牌时装厂,在招女工,需要做单针的熟手,待遇比这好不少,但要考试,我们要不一起去试一下?我想自己做了8年,单针技术是厂里数一数二的,考试应该没问题吧,就同意了。”

“但考试比我想象的要难,那个考官拿出一大堆的薄纱布片,都是剪裁过的,让我们用单针做成一件时装成品,不管是领口还是袖口,针脚都需要均匀、严密、一个接头都不能有,一点差错都不能犯,非常考验技术水平,这件成品我整整做了两天半!”

功夫不负有心人,阿萍被录取了。这家美国衣厂的老板是一位著名设计师,曾在当年的加州服装设计比赛里拿了一等奖,功成名就之后,开了这家衣厂,专门为好莱坞明星与名模量身定做时装。车厂规模大,餐厅和休息室一应俱全,雇了100多名女工,但大部分依然是中国人。

“关键是,工资不再是按件计算,是按时计算。因为衣厂做的全是高端货,都是精细的手工活,不需要赶时间,累了,可以歇口气,喝口水,走动走动,工厂会按时敲钟,提醒员工休息吃饭。加班有加班费,生病有医疗保险,节假日工资照常发。”

“我一天工作才8小时,是从前工作时间的一半,但工资跟从前16个小时差不多。下了班,我还能有时间陪孩子逛公园,我来美国8年了,以前拼命做工,起早贪黑,都不知道洛杉矶长什么样子。直到今天,我才感觉真正进入美国社会,享受到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工作久了,阿萍发现美国衣厂也没有最初想象的那么“光鲜”,为了巴结管工,里面依然有各种争权夺利。

“只不过,以前,在华埠衣厂,工人文化层次低些,是明争;而今,在美国衣厂,工人文化层次高些,是暗斗。但我哪派也不参加,费那个心机,还不如上班把自己的活做好,回家把孩子照顾好。”

05.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衣厂了

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阿萍在美国衣厂工作3年后,突然发现右腿下肢开始莫名疼痛,此后连续好些天,疼痛不断加剧,按摩、热敷、推拿都不管用。

“疼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只能去看西医。检查结果是腰椎间盘严重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腿疼,必须尽快做脊椎开刀手术。我就马上做了,手术费用很贵,幸亏衣厂给我买了医疗保险。做完手术,我按医生要求,又躺在床上休息了3个月,还享受到了病假工资,总算恢复过来。”

然而,阿萍心里清楚,所谓久坐致病,积劳成疾,这车衣工的活,恐怕自己的身体是吃不消了,她必须另谋出路。

“我妹妹就让我去硅谷,1999年,硅谷那边计算机行业发展势头好,我很顺利就找到电子厂光纤技术员的活,就是按照工程师的要求,把光纤缠绕整合到盒子里,这跟做车衣工一样要求眼尖心细,动手能力强。我一做就是3年,后来还得过厂里弹盒子比赛第一名。我是干一行,就力争成为这一行最优秀的人。”

阿萍带着儿子搬到旧金山,本打算这份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可惜,事与愿违,儿子在新学校遭遇到同学霸凌,产生厌学情绪,一心只想回到原来的学校,阿萍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辞职回洛杉矶。

“当时洛杉矶很多公司裁员了,我没被裁,还给涨了工资,老板很赏识我。我辞职的时候,电子厂老板极力挽留我,还说:‘你什么时候要想回来,我都欢迎!’以前做清洁工的时候,汽车旅馆老板也说过这句话,我还是很感动的。”

洛杉矶并不像旧金山有那么高端的工作机会,阿萍只得再度回到衣厂试工。坐在衣车边,她刚做了3个小时,腰就隐隐作痛了,想休息一会,但流水线作业要求的就是速度,分分秒秒不能停顿,她只得打道回府。

过了两天,她不死心,又去衣厂试了一次,没多久下来,就感觉腰痛得锥心刺骨,咬牙也挺不住了。而那些年轻的女工,依然紧绷着身体,挥洒着汗水,争分夺秒地坐在机器旁飞车走线,一如曾经年轻过的她……

“我离开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车衣厂了,心里冰凉冰凉的……”

阿萍走后,美国制衣业继续没落,据《华侨华人概述》公布的数据:“1996年,全美华人制衣厂从业人员20多万人。纽约华埠制衣业尤为发达,曾多达近500家衣厂,911事件后,制衣业重创,生意额大量下滑,纽约华埠将近四分之三的衣厂陆续倒闭或搬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加剧,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加速制衣业走向衰退。据业界估计,当时纽约只剩不足50家制衣厂,与全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 当时的纽约唐人街衣厂(图片来源:Huffpost赫芬顿邮报)

纽约如此,洛杉矶也如此,2005年左右,阿萍曾在的这家洛杉矶著名美国衣厂倒闭。她昔日的同事们也作鸟兽散,纷纷转行。

06.妈妈,您该好好休息了

阿萍离开衣厂后,辗转做过很多其他行业,包括餐馆帮厨工、老人护理工、礼品店收银员,每个行业的艰辛都不亚于车衣行业,但阿萍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行业中的佼佼者。

做帮厨工时,她一天能包500个不同馅的手擀皮水饺;做护理工时,她每天学到三更半夜,啃砖头一样厚的英文书,硬是把CNA护理助理执照给考了下来,各种重症监护临终患者都照料过;做收银员时,不会英语的她逼着自己开口,最后居然做到了和前来购物的老外谈笑风生……

“我最后一份工作是礼品店收银员,2013年左右,礼品店关门,我也60岁了,还想再找新工作。我儿子就劝我:‘妈,你不要再做工了,该好好休息了。你为养我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已经开始赚钱了,该我来养你了。’”

阿萍一听,百感交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她想起儿子五岁时有一次高烧不退,咳得夜不能寐,却不哭不闹,她念叨着要带他看医生,小小的男孩子却坚决摇头说:‘看医生要花钱,我不去,妈妈,我以后不脱衣服就不感冒了……’

她想起儿子初高中时在胳膊上刻了纹身,纹身中还刻了个萍字,令她非常不安,担心他青春期叛逆学坏,没想到儿子却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知道你对我好,一个人养我多不容易,我把你的名字刺在我身上,就是要永远记住我是你一个人养大的,你在我的生命中永远是第一。”

她还想起下班赶回家买菜做饭时,儿子常常心疼地对她说:“妈妈,我将来一定要挣很多钱,带你出去吃饭,母亲节送你礼物……”

虽然父爱缺席,儿子却没有自怜自艾,反而成长为母亲身边坚强勇敢的小男子汉。阿萍觉得,“这么多年,再苦再累也值了,有个懂事的儿子,比金山银山都强。”

不过,阿萍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反而比工作时更忙——除了照顾九旬的老母亲之外,她开始热心救助流浪狗流浪猫,并成为洛杉矶动物保护组织的核心义工。这些年下来,她帮助过的猫猫狗狗有好几百只。

“每天的事情很繁琐,喂食、救助、去看宠物医院、联系爱心人士收养、呼吁公众关注,有时候要忙到三更半夜,虽然累,但我能救一条是一条,它们太可怜了,这都是活生生的小生命呀!”

她有时开车去超市给流浪猫买猫粮时,仍能远远看到她昔日工作过的那间衣厂——原来,小作坊运作的“余生衣厂”并没有关门大吉,只是从繁华的日落大道搬到冷清的阿罕布拉。老板虽然退休了,但老板的后人依然在继承这份微薄的家业,但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还不知道能维系多久。



▲ 八九十年代的老式衣车(图片来源:受访者工友)

从1987年到1998年,阿萍最年富力强的11年光阴,都倾注在洛杉矶衣厂的车衣工生涯中,有血,有汗,也有泪,不过,小人物蓦然回首的11年,在大时代汹涌向前的长河中,不留一抹痕迹,甚至不留一声叹息。

好在阿萍30多年前买的那辆衣车依然还留着,她舍不得扔掉。它静静立在车库里,如同历史深处某个无言的注脚。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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