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红身份可疑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不能因噎废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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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70周年国庆掀起的爱国主义浪潮余波汹涌之际,恰逢NBA闹出“莫雷事件”让中美之间的博弈与舆论对立一度延伸至体育与文化领域,而莫雷的不当言论所涉及的香港问题,其深陷暴力示威近半年的困境本身又是中国民众心中关于国家主权最为敏感的红线。几种因素相互涤荡与加持的作用下,将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同时也让这股情绪的主力“小粉红”在舆论场“怒刷”一波存在感。

在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对外可以“帝吧出征”与香港激进示威者在网络空间对峙、对内怒斥前往NBA中国赛现场的中国球迷“跪族篮孩”的“小粉红”们,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人赤子之心可嘉,但毕竟是一个热衷于盲目爱国主义运动的群体,若不加以警惕,可能给中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毕竟五十多年前的文革记忆尚未远去,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议升温期间有人拿U型锁砸向自己同胞的悲剧更是历历在目。防止爱国主义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时刻都不能放松的一根弦。




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让“小粉红”成为舆论焦点。(Getty)

很自然地,“小粉红”被纳入批判视野。但是不是因为爱国主义存在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可能性,就要将“小粉红”们在舆论场中一棍子打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才不正常),与爱国主义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也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相比一些舆论声音对“小粉红”穷追猛打,真正值得被探讨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否等同于洪水猛兽?

污名化的民族主义

显然,民族主义在今天不是什么动听的词汇,这股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期的思潮,因为法西斯独裁政府曾凭借其在政治上获益,尤其是纳粹分子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让“民族主义”成为了某种对异族充满排斥和仇恨观念的代名词。

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最具代表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狭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极具破坏性。民族主义并非来自理性或自由,相反,它是狂热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弥赛亚主义的产物,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人类因之失去自由”。

2016年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有横扫欧洲、北美、拉美的趋势,民族主义似乎又重新抬头。虽然不应该被拿来与二战前后的情况做对比,但这股浪潮确实对资本主义民主乃至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冲击,其中宣扬种族主义和激进排外思想的部分,让不少西方自由主义者深感恐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左)上台是今天民粹势力抬头的典型代表。(VCG)

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今天世界的客观现实加强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怀疑与警惕的合理性。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民族主义在“恶魔面向”之外,还存在另一种话语系统。

整个世界在20世纪的一条历史主线,是“第三世界”国家从数百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或半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在寻求独立、构建政治实体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中更多扮演了社会层面乃至文化心理层面“粘合剂”的作用。

最为夸张的例子要数印度尼西亚,这个独立前的群岛国家存在数千种语言和三百个民族,而从苏加诺开始的印尼领导人借助民族主义政策,形成了以教育为基础、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文化融合方案,逐渐完成民族认同的建设(nation-building)。

对于两千多年来秉持“天下”观念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更是“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时而热烈,时而低潮。晚清时期,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获得了清政府保守派王公贵族的支持,他们相信驱逐所有洋人就能恢复大清往昔的荣光;而大多数中国汉族洋务派官员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并支持与英美等国签订东南互保协定;康有为和他的改革派盟友则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危机“清君侧”,以推翻慈禧和保守派在朝廷的大权,“保皇(光绪)立宪”;孙中山彼时则在寻求西方的支持,以推翻清政府。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以不同形式展开的民族主义。

而当历史选择由孙中山带领中国“走向共和”,这位中国“国父”起初甚至选择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明显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口号,不能不说就是受到了当时流行于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当这一从西方借来的理论工具达到了发动革命洪流的目的,孙中山也将革命纲领确定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从汉族扩大到大部分边疆少数民族(蒙古、新疆、西藏等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地是清朝时期才纳入中国版图),这种转变无疑是国族身份构建层面的进步。

及至中国进入抗日救亡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成功的运用民族主义,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曾为之努力的事业,而中共最终在1949年完成这一使命,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包括“惟有共产党满足了中国许多忧国忧民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

可见在后殖民时代(post-colonial)的历史经验中,民族主义并非只有仇恨和互相排斥,也有其宽容、进步的面向。极右翼是民族主义中无可争议的黑暗面,但若仅仅以“屠杀犹太人”作为定义民族主义的唯一历史参照,则是再一次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正确引导和利用民族主义,可以使之成为一股深刻而积极的政治力量,某些情况下或许是能够超越阶级、宗教和种族的唯一政治力量。



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Getty)


谁是小粉红

当然,对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来说,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议又有新动向。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彻底推翻“三座大山”,民族主义随之进入低潮和“潜伏”状态(文革时期的民粹可以归为另一个话题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西之间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再加上六四事件和紧随其后的苏东剧变,曾经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中国领导层在意识形态管控方面处于下风,不得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西方力量的强势,民族主义话语遂再次高涨,而且话语主体开始从知识分子走向大众。九十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进入21世纪后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中国不高兴》等书籍,都是“民族主义”被调动起来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助推着这股浪潮。演化到今天,便有了热衷于观察哪个国际品牌涉嫌辱华、哪个品牌用错了中国地图,跟随“帝吧出征”攻占蔡英文脸书并与港独对喷,抵制过乐天超市又抵制NBA的“小粉红”群体。

然而今天“小粉红”洋溢的爱国情绪已经无关百年前救亡图存的重任,他们对于西方反华言论的反击和驳斥,对于国家统一的自觉维护,对于“历史终结论”近乎本能的、朴素的不以为然,也已经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粗鄙的反西方主义”完全不同。他们大多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吃不饱的记忆,也没有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成长过程与中国经济腾飞同步,既接受过自1989年后确立的爱国主义“官方教导”,又在感受中国的高速发展中进行“自我爱国教育”,同时辅以《战狼》、《我爱你中国》等文艺作品,很多人甚至年纪很小时就走出国门,在最直观的基础设施对比中得出“不过尔尔”的印象。

除了群体本身的变化之外,中国自身的变化也绝对不可低估。六四事件发生后,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紧随其后,“中国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经济成长虽快但体量也远没有到今天的规模,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底气和自信谈“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而当今天中国决心要有所作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处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小粉红”们更敢于表达,也乐于让互联网放大自己所处的同温层的声音。

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小粉红”这一指称在今天的中国舆论环境中明显被泛化了。从“晋江文学城”网站起家的时候,能够抱团战斗,与那些喜欢发布国内负面消息的网友、公知针锋相对,才会被称为“小粉红”。随着时间推移,只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强烈反对他人批评中国,都可以划入这个群体。而到了今天,凡是愿意表露爱国情绪,都是“小粉红”——可能是在香港反修例的新闻评论区中怒斥暴力示威者,可能是转发一条“护旗手”的官方贴文,可能是点赞央视推出的国庆阅兵短视频。同样是70周年国庆阅兵的话题,相比东风-31导弹,在所谓的“小粉红”中讨论度更高的可能是“未婚夫方阵”。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只要公开表露爱国情绪,几乎都会被打上“小粉红”的标签。(AP)


甚至在某些时候,“爱国”还可以成为“小粉红”解决“私人恩怨”的工具。就以“莫雷事件”后抵制NBA的主力人群“饭圈女孩”为例,让她们义愤填膺到想出“跪族篮孩”这种颇具创意的外号,或许并非是出于对去到NBA中国赛现场的球迷“不以大局为重”的愤怒,而是针对体育迷为主的“直男”群体的反击:三年前韩国朴槿惠政府部署萨德系统引发中韩关系跌至冰点,民间传闻中国官方下达限韩令,虽然这一说法从未被证实,但从那时起确实有很多韩国艺人再没来过中国演出,而当时中国国内的粉丝文化已经兴起,一众“小姐姐”依然通过各种渠道为爱豆(Idol)“打call”,结果遭遇“直男”群起而攻之。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饭圈女孩”只能吃哑巴亏,但与“直男”的梁子就此结下。此后又发生过与政治无关的“直男”群体嘲笑吴亦凡、蔡徐坤等娱乐明星,算是把不同领域的“饭圈女孩”得罪了个遍。此次轮到“直男”们热衷的NBA爆雷,“饭圈女孩”不管原来是不是“小粉红”,自然都要装扮一番卯足了劲儿疯狂报复。

现实往往就是这么一地鸡毛。而即便不考虑夹带私货,“小粉红”们的爱国情绪也更多体现为对民族共同体简单、质朴的身份认同,辅以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厌恶与反抗,如果一定要上升到“民族主义”,也只能算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远未上升到对于共同体所持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建构的理性层面。说“爱国”,“小粉红”们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而换成严肃的民族主义探讨,“小粉红”们恐怕普遍缺乏兴趣。

这或许才是“小粉红”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的“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性的填充物。如果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什么潜在危险,恐怕更多是从寻找自身的“特色道路”落入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旋涡,离很多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尚远。


当然,警惕“小粉红”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滑向盲目的反西方主义,乃至堕入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永远是必要的,谁也不能保证2012年中国国内由反日情绪引发的暴力行为不会重演,尽管那次事件已经让“小粉红”受到“极端民族主义不得人心”的教育;但也没必要人云亦云地套用“历史经验”(西方自由派眼中狭义的民族主义),最后“因噎废食”,导向另一种上纲上线。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在廓清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等诸多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建构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论述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中国官方对于稳定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得到国民基本认同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制度和行为规范给出了蓝图,可以预见“第五个现代化”将为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提供路径支撑。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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