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北国企厂长家的七十年:80年代住大房子(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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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是小学生,如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之际,他们已是耄耋老人,而我和哥哥也都已过不惑之年。母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父亲在国企工作了一辈子,从厂长到下岗职工,经历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与落寞。这些年,即便遭遇再大的变故,我的父母都没有放弃,他们始终保持坚毅善良的品格,携手并肩、相濡以沫。




■ 左图为父亲一年级入学照,右图为母亲初中入学照。

1941年,我的父母在辽宁抚顺出生。抚顺曾为中国煤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业摇篮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直辖市。



■ 左图为姥爷的照片,右图为爷爷的照片。

我的爷爷是旧社会的警察,他一生宽厚待人、乐善好施,后死于战乱。我的姥爷曾在“东北军”任职炮兵军官。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深知读书的重要,因此我的父母在早年都接受了相对较好的教育。



■ 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父母同时走进了小学校门。父亲小学毕业证书上“时”姓改成了“迟”姓,在那个论出身的年代,受爷爷身份的影响,父亲无奈改姓“迟”。不过,再大一些,他又恢复“时”姓了。



■ 母亲的高中毕业证书

1958年,母亲读高二,患上肺结核休学一年。她对大学的憧憬就此破灭。她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一名民办老师,后转正为正式教师,先后在抚顺市体育运动学校、抚顺市电磁厂技校(现已撤销)、抚顺市卫生学校任教。从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



■ 母亲的毕业证书背面

1961年,父母高中毕业。在那个成绩“5分制”的年代,他们得了很多满分。毕业后,父亲一直在抚顺市二轻局旗下的工厂工作,先后在抚顺市工具厂、轻工设备厂和真空设备厂任职。他从学徒工做起,直到当上厂长。



■ 1977年,父母在矿区老住宅的家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哥哥。

父母是高中同届学生,毕业后一直为国家建设出力,直到两人都成了“大龄青年”,才在别人的介绍下相识。婚后,为响应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我的父母在36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977年,文革结束一年之际,我的哥哥出生。



■ 1980年前后,母亲带哥哥和我到抚顺市劳动公园游玩。

1979年,改革开放第二年,我来到这个世界。



■ 1986年,父亲(三排左八)在企业“大干”时期与一些同志的合影。

从我记事起,父亲好像每天都在加班。他们那一代千千万万个东北建设者,每个人都踏实肯干、不计报酬,像马达一样,一刻不停地为国家输出自己的能量。



■ 1986年左右,母亲在抚顺市体育场带学生开运动会。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总是苦笑又略带伤感地说:“那时候对学生太严厉了,应该多从生活上关心他们!”



■ 九十年代,母亲“文革”时期的学生来看望她。

九十年代初,暑假的一天,一群叔叔阿姨来到我家,一口一声地“老师”叫着妈妈,她说那些都是她当年教过的学生。母亲善待学生,在特殊年代,并未遭遇迫害。



■ 1987年左右,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在抚顺市劳动公园。

八十年代中期,哥哥和我都先后上了小学。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母亲还是挤出时间带我们哥俩出去玩。妈妈穿着带刺绣的咖啡色衬衫,波浪头,哥哥穿着条纹裤子,我一身白杠蓝底运动服。我和哥哥脚下那两双旅游鞋,是父亲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最新款式,当时我们喜欢的不得了。可这鞋质量不怎么样,不久就“拖帮掉底”了,爸爸用“502”胶水给我们粘好,可没穿几天就又坏了。



■ 八十年代,父亲在抚顺市新宾永陵镇开会。

八十年代,父亲身着中山装和闪亮的皮鞋,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这是当年干部们的标准打扮,也是当年的时尚。那时的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即使在家也总是写写算算。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对他来说,馒头、豆腐、西红柿就是人间美味。



■ 1988年,父亲工作调转,宴请同事吃饭。宴席上父母的合影。

1988年,我家从临江路边上的老矿区住宅搬到了今天的永安小区。

逼仄的卧室、要穿过走廊才能到达的厨房、令人恐惧的乌黑的厕所,都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两个卧室、独立厨卫的60平米“大房子”。黑白熊猫电视换成了21寸金凤彩电,时髦的组合家具淘汰了老旧的立柜,宽敞的阳台让冬天有了腌酸菜的地儿,再也不用在院里挖菜窖了。

搬家后不久,父亲工作调动,在家设宴请老同事来聚餐。一桌子的鸡鸭鱼肉让哥哥和我都有些眼馋。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餐桌逐渐开始丰盛起来,但也没有到天天大鱼大肉的地步。这一桌子菜是父母精心准备的,我和哥哥都不许上桌。



■ 1988年,在当时的抚顺市工具厂,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这个从小身份受人歧视,填写表格政治面貌永远写着“未划分”的人,也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在那之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几乎可以用“拼命”来形容。



■ 1988年,搬家以后,我们一家的合影。

九十年代到来了,我和哥哥渐渐长大长高。这个时候是我们家幸福的巅峰,父亲爱岗敬业,每天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而奔走,母亲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精心培养我们兄弟俩。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的照片。

广播和电视的普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些国外和港台明星开始引领大陆的时尚,人们都越来越爱打扮自己。母亲一向朴素节俭,却也是爱美的。虽然她不曾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化妆品,却也用蛤喇油雪花膏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



■ 九十年代,父母晚饭后在家中,父亲打电话联系工作,母亲监督我和哥哥学习。

九十年代我家已经装了座机电话,号码是五位数,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也都进了家门。而八十年代,父亲最爱的是他那台二八脚刹自行车。



■ 九十年代初,父亲为企业四处奔波要账时拍的照片。

父亲所在的二轻局在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浪潮中跌宕起伏,企业发展步履维艰。父亲所在的企业由于产品不对路、营销手段匮乏,导致产品积压、资金流转不畅,国家也无力再扶持,因此“压工资”、“不开资”、“减员增效”、“下岗潮”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是他到全国各地为企业要账时所拍的照片。



■ 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前排右一)所在企业召开职工大会。

受企业生存问题的困扰,父亲往日的笑容我们很少再见到,原来稳定的工资也变成了数字,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当时抚顺的企业改制工作相继展开,主要是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将企业的国营部分转为民间经营或进行重组,同时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父亲内心是无法接受这些做法的,可又不得不面对。



■ 1998年,哥哥大学放暑假回来,我们与母亲的合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父亲的企业破产了,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也面临退休,工资收入减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及压力开始增多。那段时间家里几乎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着。

2000年,我中专毕业并且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哥哥从天津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父亲也有了自己的退休金。但几年来沉重的生活压力把母亲的身体压垮了,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疾病。那几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2001年7月13日,沈阳医大后面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和锣鼓声,北京申奥成功了!这一天,也是妈妈心脏手术成功的那一天,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水。



■ 2004年,我与父母在家中聊天。

2004年,我和父母坐在屋里聊天。由于我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父母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次我拆开机箱更换零件,母亲说:“哎呀,好好一个电器说打开就打开了。”我笑着回答她:“您以为是电视呢,一辈子都不能打开?”台式电脑和老式挂钟摆放在一个房间里,仿佛在预示着我和父母这两代人之间的交替和碰撞。



■ 2005年,父亲患面部肿瘤,手术后,我在中心医院陪护他。

2007年,父亲面部长了肿瘤,通过手术进行了切除。父母的两次手术对家人影响特别大,大家对健康这件事看得越来越重。



■ 2008年,我的女儿出生,母亲在家中怀抱她。

2008年,哥哥和我先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像当初抱我们一样,抱着她的小孙女。父亲看护孩子没什么经验,又喜欢又怕照顾不好。父亲那时总说:“孩子大点儿能听懂话,我就全权负责了!”可惜后来他没能兑现承诺。



■ 2009年,父母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家中合影。

孩子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也能听懂大人的一些话。孙女成了父母最好的伙伴。有一次孩子不小心从床上滚落,他们急忙带去医院检查,回来后父亲满是愧疚地对我说:“对不起啊,没照顾好孙女。”抱着女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 2010年春节,父亲带着他的孙女们到浑河上滑冰嬉戏。

2010年春节,哥哥第一次带着女儿飞回东北老家,此时他已辞去教职去了南方一家企业。父亲带着两个孙女在浑河河堤附近玩雪。儿时哥哥曾带我在这里抓蚂蚱、逮蜻蜓、挖野菜,如今父亲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孩子一般地开心。在家里,父母抱了这个抱那个,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 2012年,哥哥接父母到深圳的家中,带他们四处旅游,这是父母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2012年,哥哥以照顾孩子之名,接父母到深圳居住一段时间。这时哥哥已成为企业高管,家里条件越来越好。我在东北老家这边也入手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我们家似乎再次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辉煌时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父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



■ 2013年,我陪父母到华东五市旅游,父母在中山陵的合影。

2013年,父母从南方回到了东北老家。这个时候,父亲出门必须得有人跟随,虽然行动尚可,但思维混乱,除了家人,很多亲戚朋友已经叫不出名字。哥哥总跟我说要抓紧时间,把能为父母做的事都做了。于是我开始带他们出门旅行,尽管他们总是一再推迟,但我明白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再等了。



■ 2014年夏天,我带父母在省内旅游,这是在丹东大梨树景区。

2014年,父亲已经无法自理了,走路需要有人搀扶,大小便要人提醒。此时的他就像五六岁的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不管走到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



■ 2015年,陪父母去抚顺东部的“阿金沟”看望我姑姑。

有一次,我带父母到姑姑家串门。父亲这时已经忘记了包括家人在内的所有人,我问了他一句:“这个人(姑姑)是谁啊?”他愣了一下嘟囔说:“这人好像是我姐!”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惊,以为父亲的病有所好转。但这次对话,成了我们父子俩之间最后一次正常的交流。



■ 2015年,我带着父母和大姨姨夫到辽宁营口旅游。熊岳河公园里,他们四个坐在石凳上休息。



■ 2016年夏,我陪父母到辽宁鲅鱼圈海滨游玩,父母走在月亮湖公园的海边。

2016年,父亲基本不说话了,更多时候只是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母亲说:“只要你爸活着,这个家就完整,即使他什么都不说,我也算有个伴。”这一年,我又带父母去了一次雷锋纪念馆,一次海边,一次姑姑家。无论去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变得十分虚弱和无知了。



■ 2017年春节,家宴。

2017年初,我带父亲下楼洗澡,回来的路只有100米,但是我扶着爸爸走得很艰辛,路上他忍不住哭了。打那以后,父亲就再没下过楼。



■ 2018年,母亲再次进北京看病治疗,孙女陪着她在故宫里。

2018年,母亲身体也越来越糟,有时候好几天水米不进,体重跌到三十多公斤。除了积极地就医,我们还想办法为母亲调整饮食,以流食替代正常食物。父亲的心智已经退化到一岁儿童的水平。母亲和我每天的幸福来自于:父亲早上偶尔纸尿裤没打透秋衣秋裤,不用换洗;大小便正常;吃药喝水没有呛到。



■ 2018年,母亲带着花头巾,为了让她减轻些压力,我在家总是有事没事地逗逗她。

照顾父亲之余,母亲偶尔还会跟我逗逗闷子,聊聊工作和生活。一天母亲不知从哪翻出个手帕戴在头上,我说像狼外婆,母亲说像老妖婆。



■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守候在父亲身旁,父亲想挣扎起来,但是却起不来。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静静地守在父亲身边,我们忙乎着包饺子。晚上,吃完年夜饭,只有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春晚,其他人则用手机抢红包、拜年。

也许是我们聊天的声音太吵,也许是父亲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热闹,挣扎了几次想坐起来。我们扶他半躺着靠在床上,母亲在旁边逗着他。父亲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寻找些什么。

一年就又这样过去了。

编者按:这个家庭是千万个东北家庭的缩影。勤劳、勇敢的东北人为新中国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也曾付出过巨大牺牲。如今,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希望东北的父老乡亲,过上他们希望的好日子。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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