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六四” “经济民主”为什么重要?(图)

多维新闻 0




导 语


面对带有节点意义的五四运动与六四事件,中国知识分子言说者众,但鲜有知识分子刀刃向内自我反思。五四运动中,当知识分子将“德先生”、“赛先生”捧上神坛的时候 ,却忽略了庶民对于生存和发展的朴素渴望;六四事件中,当学生以爱国之名实行火烧军车等暴力行为时,已然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只是反官倒、反贪污,而非真的要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并藉此推翻共产党。如果说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时候进行一场价值重估与自我反思了。

围绕这些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在柯华庆看来,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学者以西方“民主”和西方“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而忘记了西学的核心是科学,并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和世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改变,不改变的话无论从智力方面和德性方面都是远远滞后于这个时代。此为上篇。


多维:今天人们谈论五四百年和六四三十周年,一个群体无法被忽视,那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两场运动中,知识分子都是参与主体,而且言及当下,知识分子也是争议不断。结合五四运动与六四事件,你怎么看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柯华庆: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爱国运动,当时提出两个口号,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这两个都是中国比较缺乏的。

先说科学,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年,但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都还非常缺乏。再说民主,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党争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西方民主最初是从希腊城邦来的,是同类人解决共同生活的决策机制,在近代发展为民族国家后来发展为以竞选选票为主的党争民主,实质上是资本控制的寡头政治。对于中国如此大的、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党争的西式民主肯定是不行的,只会导致国家分裂。当年孙中山想把中国变成像美国一样,但后来发现美国那一套放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式民主的前提是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费孝通的说法),是一种以自我画圈的集体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有言说政治的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道统是政统的标准。“士志于道”,这个“道”是尧、舜、禹等形成的“古道”,学者以掌握“道统”自居,学者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区别只不过是执政还是在野,可以分为执政学者和在野学者,就像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样。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民主”和西方“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则常常以所谓“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言说政治,实际上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作为唯一正当化的政治来评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多维:除了你说的“言必称西方”,就五四运动来看,也暴露出知识分子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问题。比如在“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之外,当时老百姓对于生存与发展的最朴素追求却被忽略了,也就是我们提出的“钱先生”(Money)。

柯华庆:民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在五四的时候,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受外国人欺负,那时候对于生存和发展的诉求更加急迫。真正的民主一定是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实实在在地看底层老百姓要什么,而不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在书斋里所谈的。

因此,中国民主制度的构建应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之上。中国的民主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做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讲民主时滔滔不绝从古希腊开始讲到美国当代,然后就说中国人应该怎么做。这不是中国的民主,而是“学者做主”或者“西方主”、“美国主”。






正是因为没有科学分析,而是教条照搬结论,西方民主才成为了新的道统。显然,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主的科学方法都应该是实证调查中国各个阶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总结出中国民主文化,构建中国民主理论,预测中国未来的民主走向,合理建构中国的民主制度。法国哲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有言,“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而以民主为道统的中国学者谈民主首先接受西方人性恶的假设,然后接受西方民主理论,最后要求中国政治应该西方化,诸如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之类。




张明树先生坚持实证调查研究中国民主文化二十多年,他在1988年做的大型实证研究《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表明,中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政治的基本看法大相径庭。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的目的和功用是“抑恶”,政府要做的是制止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利益的时候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政治的目的和功用则是“扬善”。这种文化希望政府做得要更多,比如为个人和社会设定应该追求的目标,并且领导人去实现这些目标。2011年张明树再次做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表明,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扬善”政治文化并没有多大改变。通过实证研究归纳总结,张明树得出中国人想要的民主是: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先于表决。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张明树先生调查的客观性和总结的准确性,但这种怀疑应该是通过更加全面细致客观的调查问卷和科学的构建模型,而不是仅读几本西方书或者想当然地意气评判。可能会有学者说中国人不应该这样,应该像西方人那样,那么这时候就不是谈中国民主,而是“西方主”或者“学者为民做主”的问题,这恰恰表明这样的学者还是中国古代道统文人思维,而非真正接受了西方科学精神的现代学者,尽管这些人说的是英语、穿的是西装。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已经成为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新道统——洋道,特别是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领域。只要稍微读几本关于西方民主的经典著作就知道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民主制度也不相同,这些制度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时代背景下的选择,民主是一个生长过程,民变则民主变。真正的民主是生长出来的,既非学者能够培育出来的,也非他国所强加的。

多维:还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就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也正是因为共产党抓住了核心,代表了最底层的农民,真正的老百姓。

柯华庆:你说的没错,这是核心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哪里?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最底层。我看过国民党时期的一个数据,当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纠纷后,国民党常常是犹豫的,两边都不满意,后来慢慢站在资本家一边。共产党最核心的,就是坚决地站在工农一方,而工农正好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民党专政统治实际上就是民主的胜利。官方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并非妄言。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60106
分享文章:
还没有评论
登录后发表评论
返回 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