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为何被重审判处死刑?(图)

长安剑综合 0

2019年1月14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走私毒品一案依法进行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判决。

本人全程旁听了审理和宣判。

从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凯姆、史蒂芬和“周先生”等人实施的是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被告人谢伦伯格是其中一员。凯姆等人在境外指挥,先是在2014年10月雇佣中国人许某担任翻译并租赁大连一仓库、预定符合澳大利亚认证标准的轮胎。

其后,“周先生”指使简祥荣在广东佛山购买20吨塑料颗粒,并将冰毒藏匿其中,再由简祥荣雇车运到大连,由许某接收并放入仓库。凯姆又指派被告人谢伦伯格入境大连,负责毒品检验、拆分、隐匿、转运至澳大利亚,具体方法是将冰毒藏匿在轮胎内胆中进行走私。

此外,“周先生”还于2014年11月19日指使简祥荣购买600箱皇帝柑,将10余箱毒品混在其中,雇车从广州运至杭州,简祥荣乘飞机赶往杭州接货。“周先生”指使史蒂芬入境杭州与简祥荣会合,史蒂芬又指使麦庆祥到杭州会合。

11月23日,“周先生”指使简祥荣、麦庆祥雇车将上述物品运回广东惠州。

同年11月30日,史蒂芬指使麦庆祥到杭州购买手机、车辆,并租赁店铺等待接货。“周先生”指使简祥荣将501公斤冰毒混装在55箱服装中,从广州运至杭州。

12月5日,公安机关将麦庆祥抓获并查扣全部毒品。

这个贩毒组织用他们所控制的我国境内两个银行账户为上述贩毒活动提供资金,一是向简祥荣账户数次转账,供其购买塑料颗粒、皇帝柑和雇车运毒费用,二是向麦庆祥等人账户转款,用于购买服装、租赁店铺、购车等费用。

以上事实证明被告人谢伦伯格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该组织的账户为毒品犯罪提供资金支持,涉案毒品均由“周先生”指使简祥荣发出。

大连查获的222.035公斤冰毒将凯姆、谢伦伯格和“周先生”、简祥荣关联在一起,杭州查获的501公斤冰毒将“周先生”、简祥荣、史蒂芬、麦庆祥关联在一起,手机通话记录又将谢伦伯格和麦庆祥关联在一起。谢伦伯格入境后购买了一张手机卡,在中国境内只与许某和麦庆祥有过联系,2014年11月27日下午,谢伦伯格在大连给麦庆祥打电话想另找仓库存放毒品,通话时长7分37秒,随后,麦庆祥就给两个在大连经营仓储的商户打电话联系此事。综上,从涉案资金来源、走向、各行为人相互联系等方面足以认定谢伦伯格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被告人谢伦伯格在走私222.035公斤冰毒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

一是,谢伦伯格要求许某带他到大连市五金机电批发城,按照自己手机中列出的工具名单,购买了工具包、剪刀、美工刀、胶带、胶带枪、塑料扎带、LED头灯、线手套、卷尺等工具。谢伦伯格告知许某,之前接收的塑料颗粒中藏有“东西”,要求许某和其一起将“东西”重新包装并藏匿到轮胎内胆中发往澳大利亚。

二是,谢伦伯格指使许某购买轮胎并和许某一起接收轮胎,指使许某接收一个订购的二手集装箱。

三是,谢伦伯格到大连仓库查看分装成736袋的20吨塑料颗粒,评估分装工作量后,将船期由11月更改为12月。

四是,谢伦伯格察觉许某报案后有逃避侦查的行为,扔掉手机SIM卡,更换新的SIM卡,切断和许某的联系,准备逃往泰国,等等。

根据上述情况,检察机关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谢伦伯格参与的是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应当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的角度来评判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等。大连的走私毒品事实仅仅是该组织实施的跨国毒品犯罪中的一部分,谢伦伯格在此案中处于重要位置,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我国法律规定,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可适用死刑,这也包括在我国从事毒品犯罪的外国籍罪犯。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因此,对不同国籍的被告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均应适用我国法律,依法进行审判。根据本案被告人谢伦伯格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目前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罚当其罪。

除了加拿大人谢伦伯格 还有哪些外国毒贩在华被判处死刑?

【观察者网 综合报道】

2019年1月14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走私毒品案依法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近些年来,外国人在华被判死刑的案例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参与毒品犯罪。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如果情节严重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由于中国被主要毒品生产国和毒品需求市场包围,毒贩活跃,被中方抓获和判处死刑的毒畈也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

在中国被判死刑的外国毒贩中,最著名的要属英国公民阿克毛。2007年9月12日,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携带4公斤海洛因抵达新疆乌鲁术齐被查获,后被判死刑并于2009年执行注射死刑。而在阿克毛被处决前夕,英国政府曾展开与中国的“疯狂谈判”,时任英国首相布朗不仅向中国领导人递交请求书,甚至要向中国人大申请“宽大处理”。而英国媒体也是着力渲染阿克毛的案子,给中国政府施压。不过,最终阿克毛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阿克毛资料图

当外国毒贩在中国被判死刑时,一些国家也会像英国这样由领导人出面为毒贩求情,有的国家反应还有些过激。2011年2月11日,菲律宾5名毒贩被中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死刑,3人立即执行,2人缓期2年执行。当时,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替毒贩求情时,甚至拿两国关系说事,称中国是否宽恕毒贩“将测试已承诺改善的两国关系”。而一些不够冷静的菲律宾议员甚至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废除死刑的决定,以与中国“公平对等”的方式处死在菲律宾贩毒的中国人。

在中国因走私贩毒被捕的外国人中,日韩人数最多的。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14年,日本人在中国涉毒披捕者共44人,已被确定刑罚者33人。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在2010年到2016年间,共有六名日本人因毒品犯罪在中国被判处死刑。

2013年10月31日,日本爱知县稻泽市政府议员樱木琢磨,因涉嫌走私毒品出境在广州白云机场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日本外务省也承认,中国《刑法》规定走私毒品是重罪,因此樱木最高也可能会被判死刑。

另据韩联社报道,截至2014年8月,在中国境内被收监的韩国籍案犯300多人中,有约三分之一是毒品案犯,中国2014年以来已经处死至少4名韩国毒贩。

除了这些国家外,还有南非,俄罗斯等国毒贩在华被判死刑。

2011年12月12日,一名南非妇女因贩毒在中国被执行注射死刑。南非政府曾通过各种途径、甚至在德班气候会议期间为其求情,呼吁中国取消死刑判决,但没有成功。

据报道,该妇女名为詹妮斯·林顿,今年35岁,2008年在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时,因行李箱中携带3公斤脱氧麻黄碱被逮捕,2009年7月被判处死刑。

2011年11月,俄罗斯女子洛帕金娜因从中国澳门携带2公斤海洛因进入中国内地,被中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此外,金三角地区是毒品走私的高发地。在中国被处以死刑的著名外籍毒贩糯康因在湄公河上袭击中国船员事发,被引渡到中国进行审判并进行注射死刑。自2002年3月,缅甸籍毒贩周卓芬、谭明林、晏宽以及老挝籍毒贩陈培林先后被四川、云南等地的法院判处死刑。他们被抓获时,中国警方都起获了数公斤毒品。此外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之前长期从东南亚向中国运送毒品。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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