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道变坏 就是从年轻人没空谈恋爱开始的(组图)

新京报 0

爱需要被重新创造。

——阿尔蒂尔·兰波

在“二倍速”追剧的时代,我成了一名琼瑶剧爱好者。家国战火有情人,痴男怨女都市愁,外卖时间里就着眼泪拌饭吃下去。琼瑶剧主角都有奇异能力,电光火石从人群里辨识出自己独一的爱人,离散旷日持久仍死心塌地。声嘶力竭,呼天抢地,爱的龙卷风平地而起。孩提时代的通俗剧,今天看来如此新奇,如此不可思议。

80后、90后之中,多少人是在琼瑶剧、台湾偶像剧和韩剧里接受浪漫启蒙,以为真爱只能发生一次,相信字面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爱情。成人后,亲密关系的规则都围绕不稳定性展开,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性邀约如此泛滥,单数的爱情变作自然更替与开放关系。爱情成了最物质主义的契约,或者最玩世不恭的游戏。

年轻人的爱情观急转直下。最受欢迎的大众恋爱叙事也已改变。从紫薇和小燕子的清宫,走进甄嬛和魏璎珞的清宫,宫斗的规则远离了琼瑶的设定:爱情总是最先或最终被牺牲——一切以爱情为名的清宫剧,都是以升职为实的当代白领剧。至于受众甚广的相亲节目,则是现实主义求偶观的展演,从老牌《非诚勿扰》到三线土味《相亲才会赢》,看点往往如此:丑男觊觎白天鹅,自恋女欲傍多金男;按图索骥众生相,老婆孩子热炕头。目的不为寻真爱,而是秀奇葩,人人以目光打趣失败者。

在今天主流的爱情叙事里,琼瑶非但没份儿,反而成了“粉转黑”“路转黑”的攻击对象。“毁三观的琼瑶剧主角”“渣男加不识好歹的女人”“长大后发现琼瑶剧反派才是正常人”,《情深深雨濛濛》《一帘幽梦》等剧异口同声的弹幕吐槽,呈现出新时代爱情观对旧时“浪漫爱”的激烈交锋。



琼瑶剧里常被调侃的经典台词“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紫菱她失去的是爱情啊!”

加诸琼瑶之上的认同反转是惊人的:美丽多情的男女主角被指责,当年眼中的疯女恶妇则得到正名——绿萍、皇后、容嬷嬷才是可怜人。十几年前我们觉得那就是最纯粹的爱情,今天则从中辨识出渣男和绿茶婊的元素构成。

如今琼瑶剧是作为恋爱道德的反面教材来说教的,她现实中的“小三”身份也为之增添口实:“琼瑶电视剧的价值观就是教坏小朋友,让他们以为,只要是‘以爱之名',无论做什么事多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他们长大了以后,就觉得爱比天大,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最后都成了爱情的牺牲者。”

与琼瑶新解类似,越来越多复杂多元的爱情故事被概括成渣男贱女的故事。从经典爱情故事到明星出轨八卦,人们义愤填膺或津津乐道。《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怨妇和渣男的故事”;《英国病人》是有格调的“婚外恋”,“把婚外恋说得冠冕堂皇”。尽管所有伟大的爱情作品都在讲偷情、婚外恋,处理当中牵涉的复杂人性,但在谷阿莫3分钟解说式的解构下,它们被要求接受恋爱道德的统一审判。


电影《英国病人》剧照。

最为矛盾的是,以“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为恋爱惯习的当代人,作为看客时却是最严苛的道德审慎者。每一个“三观警察”都将自己的情感认同投诸在情感折损者的身上,要求对逾矩者加以清算。

与其说童年经典重看毁三观,不如问我们的爱情“三观”怎么变了?人的思想观念看似主流、长久而毋庸置疑,其实很可能不过是极其晚近的认知结构。渣男和绿茶婊的指认,盖过“恋爱至上”的宣言,这是十几年前没有的价值判断。是旧时道德的败坏,还是今日爱情的堕落?这种认知和话语结构本身值得我们去反思和解构。从现代中国的恋爱革命,到今天的恋爱的日常化乃至庸常化,我们对于“浪漫爱”的理解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现实中: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降级”

二十多年前,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唱:“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都必须恋爱”。今天的状况是: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降级”。

与“爱情三观审查”相伴发生的,是“恋爱降级”。“恋爱降级”一说,来自“消费降级”期间新媒体的名词炮制。《90后降级型恋爱:随时分手、不用置顶、没有昵称》一文迅速斩获十万加流量。

降级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社交圈降级:朋友圈很少互赞,微博跟没对象似的。

聊天降级:没备注昵称,微信置顶都是“工作群”。

吵架降级:没啥大事,吵完各忙各的,第二天还是一对cp。

“说真的,不是渣,是大家看淡了。”

“共享生活风险太大,想想分手分居分猫,血压就得往上飙,生活除了恋爱,还有交际、加班和switch嘛。”

“爱过的人,还能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往前冲的,我觉得都挺勇士的。”

上个世纪的年轻人急于为爱情加冕,这个世纪的年轻人则安于为爱情降维。多数说法都将恋爱降级与生活节奏的急进联系起来:

“越来越难把精力全部扑在一个人身上了。”

“的确,我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上班、赚钱、变美、自我提升,生活远远不止于爱情。”

北上广的年轻人有Tinder、有陌陌,有泡学(PUA),独缺爱情。不仅消费降级,爱情稀缺,性生活也越来越少。张楚的新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里的小城妇女有时间大把,“除了打麻将,只剩性生活”。而今天的北上广青年,睡眠都快终结了,还想着睡谁呢?乔纳森·克拉里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的描述已成为现实。尽管年轻人的荷尔蒙可能不如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旺盛,但在发明谴责词汇、戏谑恋爱叙事方面则牢骚满腹,生命力旺盛。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作者: [美]乔纳森·克拉里 ,译者: 许多 / 沈清 ,版本: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5年9月

悲惨的现实是,我们仿佛退回了前爱情时代,只有贵族才有余暇享受恋爱。对穷人而言,婚姻只是组织耕作劳力的手段;不止不休卖力工作的生活难以培养性的热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一书指出,在十七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农民之间,亲吻、爱抚以及和性有关的肢体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很少见。在前现代的欧洲,大部分婚姻的结盟不是以彼此的性吸引力为基础,而是以经济状况为考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有性解放运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恋爱革命与改造。然而近一个世纪的高谈阔论与破旧立新的实践之后,人们似乎又回到了遗传、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政治的法则。从19世纪到21世纪,结婚依然普遍讲究门当户对,钱依然是左右着亲密关系的潜规则。


《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作者:Anthony Giddens译者:周素凤 版本:巨流 2001年11月

“不再把恋爱看这么重”,这是今天大家表面上的常态。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好事,女性不必像古代时以婚恋作为一生的投资事业,而是拥有自己的社会化工作,不必在情感上选择将就一生。

然而,年轻人无为而治的佛系爱情观,却与高度的伴侣背叛恐慌构成了一组矛盾;人们想要回归保守的婚姻价值观,但又对其报以无限的不信任。一切都要清晰,权责分明——酒吧文化的爱是性魅力指数的判断,相亲与婚姻之爱是门当户对的政治经济学判断,至于爱本身的悖论与不讲道理,年轻人无福消受。离婚家常便饭,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婚姻洁癖,人们必须自我训练以使自己精于欺骗和表演。

就此而言,薛之谦的歌曲《暧昧》,与他吃相难堪的婚恋纠纷都恰好正中其痛。那些劈腿、貌合神离,为了共同财产而表演恩爱的明星夫妻,每一次爱与原谅的叙事背后除了无奈,还有透过虚伪的婚姻道德表演所赚得的丰厚代言费与粉丝支持。这种自相矛盾的爱情洁癖,将人格与爱情均降维成一种财产。

尽管恋爱仍是最受欢迎的大众叙事(科幻也好仙侠也好,那些类型化故事中卖得最好的仍是恋爱叙事),然而今天的叙事大多对爱情展开了降维打击。每个时代文化产品都有自己的套路,琼瑶是上世纪末的套路,今天的套路则是霸道总裁、风流军医,作者阿莫在《被文化精英群嘲的“三观斗士” :反智时代的庸众?》一文中指出,反正闲暇时间短暂,爱情“爽文”就是明确简洁地贩卖一种愉悦感受。

没时间恋爱的人饮鸩止渴。

“无需风险,您将拥有爱情”。今天为“恋爱降级”的人期待的是一种没有风险、可以控制的爱情。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厌烦两种爱情,一种是怀疑主义的爱,它将爱情揭示为欲望、算计和交换,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或“日子”;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爱,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今天,以算法和大数据推算爱情的时代到来了,社交交友网站根据兴趣爱好、相片、性格、星座(星座难道不也是一种古早的大数据吗?)等进行所谓的“科学”配对,帮助我们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度过余生。

这是一种没有偶然、没有邂逅的爱情——爱情发生那刻的神秘性被取消了,你永远在一个合适而体面的阶级范畴里遇到一些安全和舒适的选项。


《爱的悖论》作者: [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译者:董子云/朱珣,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爱情不只是风花雪月,也是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今天主流的爱的叙事被去政治化了。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爱的悖论》里说得华丽而忧伤:“我们一直在逃离的旧世界已经再次把我们抓住,其情形甚于抒情诗的年代。我们成了受挫的浪荡子、浪漫的好色之徒、多愁善感的享乐主义者,在忠贞不渝和红杏出墙之间挣扎。满心陈旧的嗜好,满口革命的宣言。”而爱情故事的泛滥或消逝,都绝非历史的偶然。

如果说琼瑶式爱情太渣,

那五四时期的“爱情至上”更“有伤风化”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觉得琼瑶小说和琼瑶剧毁三观,那么五四时期推崇“恋爱至上”的小说恐怕更加有伤风化,臭不可闻了;而那时候社会上恋爱“丑闻”的激进,也会令我们今天乏善可陈的明星八卦大为失色。

我的同事沈河西是“琼瑶爱好者”,他觉得看琼瑶总比《小时代》好。“我们这辈人应当感恩青春岁月里琼瑶为我们完成的‘情感教育’,读过琼瑶的这一代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见过更好的东西。如果说琼瑶小说里的爱情太梦幻,那也是因为现实太惨烈。”

琼瑶的“浪漫爱”对于今天患上恋爱不耐受症的年轻人的确是有营养的,但是并不激进。

她以大历史为背景的小说《烟雨濛濛》或许更有开阔的历史重量,但大部分琼瑶式的“浪漫爱”都是安分守己、回归家庭的大小姐恋爱,看多了使人厌烦。琼瑶由于太优越了,也总是以爱情胜利者或优越者视角来讲述爱的成全。失败者总是将自己从爱人那里推得更远:《一帘幽梦》里的绿萍,将自己的假肢做成宵夜欢迎背叛她的丈夫,疯女人的浪漫之旅注定没有前途。

这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逐渐蔚为大观的自传式爱情浪漫主义书写大为不同。尽管五四的爱情故事,比琼瑶小说更闹剧,更渣,更呼天抢地,更要死要活。但在它们眉目清晰的浪漫主义惯例里,体现出了与之不同的情感结构。

对于近代城市的中国人而言,爱情是一场“心灵的革命”。

开启一段五四文艺青年的浪漫之旅需要六个阶段:非凡的天赋、超高的敏感性、坠入爱河、残酷的命运、忧郁和疾病、毁灭。


《心灵革命:1900-1950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作者: [美]李海燕,译者:修佳明,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李海燕在《心灵革命:1900-1950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一书中指出,浪漫主义者们追随“恋爱至上”这一口号,试图把所有一切都纳入到爱的领域。这也是为何此一时期的爱情故事总是如闹剧一般妄诞夸张:

“多情人或有情人,是浪漫主义之途上孤独的旅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天赋之才,美貌、敏感;他们身体孱弱,多灾多病,又多愁善感。他们昼吟宵哭,以泪洗面,泪水总会浸湿枕头与情书。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之人,‘情’这一个字,涵盖了他们全部的人生。”

总之,多情人与无情人截然分开,归属于一套别样的存在秩序。这种存在秩序是反建制、反父权、反传统家庭的。

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爱情,后者总是与家庭纽带、职业生涯、发达成功和名望体面牢牢绑定,这种意识形态将爱情神秘化,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婚姻的长久稳定。


《茶花女》作者: [法]小仲马,译者:王振孙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

“浪漫爱”则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典型,一场暴风骤雨。以法国小说《茶花女》为例:主角阿尔芒·杜瓦尔爱上巴黎名妓玛格丽特·戈蒂耶,他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社会结构对于浪漫爱情的反动:不仅要挑战贵族将性别关系贬低为一时肉欲与消遣,还要对抗小资产阶级婚姻的功利本性。

《茶花女》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认定“伟大的爱情”是值得耗尽一生去追求的事业。而那些浪漫主义的反叛者寻找真爱,实际上是在寻找建构一个全新的身份:爱情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的意识。爱情所代表之物,比直接的性满足更为伟大,也更具威胁:个人的自由与自主。

这种爱的英雄气概,成了一场真实的斗争;而集中在生育、常规和女性范畴内的日常生活,变得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在五四的爱情小说里,那些年轻的恋人为了能在一起,总是公然忤逆家长的意愿。对抗原生家庭,成了一种恋爱的道德叙事。

爱情是用来革命的

与今天“恋爱降级”的时代氛围不同,从五四到社会主义时期,爱情是被无限拔高、甚至被改造为另一种能动力量的。

五四浪漫派在“爱情至上”的标签上绑定了自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的希望。然而,在一些爱情左翼及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家们看来,这种爱情依然不够革命。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做派的爱情,带有强烈的精英化视角。比如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张竞生“爱情法则”,对他而言,贫穷、丑陋和无能之人绝无了解爱情的指望,哪怕他们理解了爱情,也总会败给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竞争者。如此一来,爱情就成了富人和有产阶级的特权活动,而不是一种普世的经验了。

恋爱与革命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尤其到了1920年末,灭国的危机、战争的焦虑迫在眉睫。革命性与恋爱热同时高涨的青年,创造了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为什么一名典型的女工人就应该爱上一名典型的男工人呢?爱上一个典型人物,意味着爱上他或她所代表的那种意识形态集体性,而不是他或她的个人气质或特征。本质上,这是一种阶级之爱,即便它以浪漫之爱或性欲之爱的方式彰显自身。


《简·爱》作者: [英] 夏洛蒂·勃朗特,译者:黄源深,版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3月

然而,社会主义时期去性化的革命之爱,在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之中,不再富有生气,而成为压抑情欲、模糊性别差异的苦难叙事。于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再度经历了《简·爱》那种浪漫经典的洗礼,以及弗洛伊德的流行。加诸爱情之上的禁忌与历史重负,也统统卸下了。20世纪末,我们见证了一批都市女作家的情欲书写,“下半身”的故事在出版市场获得极大的胜利。

在21世纪,伴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我们的爱情生活无可逆转地走向个体化了,这也是没有选择的事情。我们既享受高度私密的快乐,也面临原子化的孤寂。

在没有创伤的时代,没有创伤的爱情

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

——巴迪欧

回顾中国近现代爱情观的历史,我们发现的是一条从崇高走向日常的进路,而日常与庸常只在一线之间。

性启蒙的普及,是否指导我们更好地去爱了呢?几十年来,我们见证了爱情从小心翼翼到肆意铺展,也见证了24/7的工作伦理下无力支付的爱情时间。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爱情观偷梁换柱,斗转星移,阳奉阴违,面目全非。

现今社会中,男欢女爱已没有阻碍,爱情不再承担超乎其外的附加使命。可是从未有今天如此短暂的浪漫。布吕克内觉得,“爱死于爱的胜利。”这种悲惨更具隐秘性,它源于饱足,而非饥渴。

爱与性再无禁忌之后,求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困扰:“人们没完没了地寻求心仪的目标,失望后再找别的代替,一而再,再而三,就像一串鬼火一样忽明忽灭。冲动之后重归冷淡,永不满足。”

然而激情之爱却难以唤起,总是不温不火,是有气无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恋爱的“降级”。吉登斯所描述的激情之爱,成了我们的奢望之物:一种特殊强烈的迫切感,迥异于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把个人从世俗的庸碌中连根拔起,滋生一种随时准备考虑激烈抉择和壮烈牺牲的状态。这样一种相爱是抗拒原子化生命状态的途径。

也因此,爱成了一种需要被寻回和捍卫的东西。


《爱的多重奏》作者: [法] 阿兰·巴迪欧,译者:邓刚,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捍卫爱,成了哲学不可推卸的任务。在巴迪欧看来,“必须创造爱的历险和传奇,反对安全和舒适。”因为舒适和安全是一种威胁,而爱应是一场永恒的劳作。

两个人,因为偶然相遇,而经验到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异的世界——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二人的差异性越大,偶然性和戏剧性也就越大。当两个孤独个体从各自的世界,过渡到生命经验相互缠绕的共同世界,再通过两人持续不断的劳作,而将最初的偶然固定为一种“命运”,一种全新的时间性就此铺展。这样的爱情,才是希望,才是可能性,才是两个人共同的开启与改造。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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